离歌（第24/27页）

我无从得知屠苏内心变化的过程。但作为转型期的目击者，我知道当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一步迈向商业社会之后，许多曾经的文学爱好者，一夜之间改弦易张。诗人夹着皮包成为商人，文人夹着公文包成为领导，多少有才华的写作者被淹没乃至是自愿埋葬在物欲横流的旋涡之中。有些人对文学的态度从爱慕变成鄙夷——什么诗意，什么思想，不过是大脑里引发的化学错乱反应，不如体力劳动创造出的实物更具价值。

屠苏由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主义者蜕变的过程中，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让他妥协、屈服和恐慌。屠苏不阅读、不写作、不涉及文学，他不看没用的书了。屠苏没有来自亲友的劝诫，没有来自书本的校正，做出独立判断所需要的经纬坐标系消失了。屠苏在所谓的爱情中，却丧失爱的体验与给予能力。科学家研究表明，关心别人的人比冷漠者更容易愉快。屠苏越自私，就越不快乐；不快乐反过来使他越来越麻木：没有理想，没有约束，没有良心的痛楚。

也许屠苏觉得文学的力量微弱，这根曾支撑他自信的稻草，没有变成船桨把他摆渡到彼岸。打湿的稻草什么用也没有，只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重量。但屠苏的放弃，没有换回什么渴慕之物。爱钱的死于黄金，爱海的死于浪。上帝有时会因为一个人的执着而怜恤，给予回应与奖励；有时会因一个人的贪念而嘲弄他的作为……如果他的行为触怒上帝，上帝也可以给予整个世界，然后再完整地收回。

仿佛是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天堂，最后的庇护所，最后的诗意时光。那时肆意谈论金钱和权势都是可耻的，我们在轻微的贫苦中，更容易感受精神的丰足。在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每个舞台上的表演者，都被理想的聚光灯照射为散发理想主义光芒的理想者。

我对屠苏的调查与追踪，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丢盔卸甲，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追逐理想过程中头破血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失利，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理想中的失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挽歌？多年来，我只凭着一腔执念，笃信屠苏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现在我发现自己回忆不起他理想主义色彩的任何情节和细节。原来，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者还不准备散场的舞台，屠苏已悄悄离开剧院……他独醒，他有更为远大和具体的抱负和野心。

残留的理想主义，是否构成干扰？如果屠苏在仕途激流勇进甚至不择手段，或许能赢得不错的发展空间。因为他勤劳、认真、卖命的品性，又不缺才华，领导容易赏识这种工作踏实努力的，即使屠苏掘取地位和财富并不手软，也会被视为天择之道。然而，十七岁的屠苏“要在文学上一决雌雄”和“要做官”都是真的，他都想要。慈善家可以说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弱点，刻薄者可以说这是一个贪婪者不知餍足。如果屠苏彻底选择、彻底放弃，是否就不被理想和欲望撕扯？每当屠苏想有所作为，滚滚洪流就冲刷他脚下的土壤，他摇晃和犹豫，似乎相反的方向，才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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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有两大普遍理想：田园归隐和仕途高就。一种闲云野鹤，一种达官显贵，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之间存在秘密的终南捷径。文人墨客虽向往陶渊明的桃花源，但一步到位的归隐，对他们来说，依然包含壮志未酬的遗憾、未试身手的不甘、气亏神散的委屈和不被赏识的挫败；似乎，只有功成名就之后的归隐，才是气定神闲的归隐，才能跃升为顶级意义的成功。

学以致用，没什么不好，只是我们倾向于把这个“用”，理解为当权者的器重。我们都知道独立精神、批判立场和边缘位置，有益于知识分子的灵魂建设，但“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的骨气，已在许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丧失。我们有许多技术型的“知道分子”，充当的，不过是资料的存储器和利益的转换仪，一味向世俗妥协。我们缺乏人文情怀，缺乏胆识与见识；我们缺乏独立人格，不追求灵魂的自由。我们之中，有太多向往依附权势、以谋求立足和前行的藤本植物，少有树冠高大、花期盛大的乔木。

鼓城那个满腹经纬的宰相，在广场上被塑以金身——他对屠苏来说，是励志的榜样。“要在文学上一决雌雄”和“要做官”，分别对位于文坛与官场的双重地位实现。屠苏所求，是互为渗透的功与名。文学成就高了，官运更亨通；官运到了高位，更有助文人的声名远播。可惜屠苏在社会和家庭里，都不是管理者角色。在当代中国复杂的官场运营模式和升迁系统中，他缺乏应对的耐心和能量。在家庭领域，屠苏牺牲沿途所遇，向小夜献祭他们的血肉与人头，无论他的心理如何满足于为女皇效忠，在别人眼里，他也是奴仆。从精神上消灭，从肉体上消灭……屠苏最后的遗像，既非理想主义者，也非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