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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人们互相打量的目光有些鬼鬼祟祟起来。大概他们是在互相怀疑对方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吧。可精神病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曾经悄悄跑到医院门口扒在什么地方往里看，发现里面的精神病一个个都穿得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聊天有的还戴着眼镜在看书。只有极个别的家伙在那里自言自语或跳舞。

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开始烦躁不安。我们听到大人们在厮打，哪怕是晚上，我们也经常被惊醒。那刺耳的声音让我们想起插在围墙上的碎玻璃。一方在吼叫一方在哭泣。你有病！他们互相指责，又被这指责吓得同时发抖。吵到激烈的时候，他们便互相威胁，要把对方送进那栋白房子里去。有几次，有人还真的拿起了电话，不过对方飞快地夺了过来，甚至扯掉了电话线。已经没人去关心马松家的事了。看到他过来，大家纷纷避开。大人也叮嘱我离马小慧远一点。

靠近白房子的几户人家开始要求搬迁了。那里原先还有两家小店，有一天，我们去那里玩，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门了。他们要村里重新给他们划地皮做房子。可我们村的地皮已经越来越值钱了，搬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听说那几户人家比赛着在暗地里给负责这件事的村干部送礼。可即使这样，新地基还是没有批下来。后来，他们就完全失去信心了。白天，他们还敢开一下门窗通通风，到了晚上，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其他人家也不知不觉把门窗关紧了。

村里的有志之士指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包括一个赤脚医生，一个开录像厅的小老板，一个在镇工厂上班的会计，一个开推土车的司机。后来他们又拉拢了一个在城里给人家搞装修的水电工。既然搬迁没有希望，那就让他妈的白房子滚蛋吧。他们经常在一起密谋。有的说要想办法剪断那里的电线，堵塞他们的水管。有的说要推倒那里的院墙，把所有的病人都解放出来。在用到解放这个词的时候，他们颇为激动。有的说不如挖个地道，冲进去把医生全部赶走。不过这个办法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医生跑了一批又会来一批，一个什么倒下去千万个什么站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商量得热火朝天，对我们小孩子也不避讳，大概认为我们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吧。后来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建议是，大家从地道里进去，把白衣服偷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把医生和护士关进病房，由我们村里人控制这所医院，那就高枕无忧了。

此计一出，大家连连称妙。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种种美好设想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马松回了家。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车开了过来，几个白大褂把马小慧妈妈谢美芳拽上了车。

在暗中

队长寅茂吹响哨子的时候，我正躺在凹椅上。我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不得光，只好闭着。即使这样，强烈的日光依然会刺穿眼皮，让我无端地热泪盈眶。我讨厌这种感觉。有人说，我的眼睛肯定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奶奶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敷了起来。爷爷则扛一把挖锄，在屋子附近东撬西撬，以为我的眼睛被什么压住了。

寅茂喊道，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大队去开会，谁都要去，一个也不能少。寅茂一边喊一边又吹了几声哨子。大概是用了很大力，哨声反而没那么响，听上去有些沙哑。寅茂的哨子用根红布带威风凛凛地挂在胸前。就是睡觉，他也不肯把它解下来。

这时，寅茂吹到了我家廊口。我听屋前的远庆问他：小孩子也要去吗？我家小妹还在发烧呢。小妹是远庆的小女儿，跟我同岁。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刚领到了新书。我一遍遍地闻着里面的香味。为了把这股味道保留得长久一些，我要大人用硬纸把它们包起来。这时我爹已经从部队转业，带回了一些画报和电影剧照。于是我的语文书上是杨子荣，算术书上是李铁梅。

我很着急，担心寅茂说小妹可以不去，那我爷爷肯定也不会让我去的。我喜欢开会。喜欢在人缝里穿来插去。每次大队里开会，都像过节一般热闹。有一次，开完会，所有人还要举着板凳排着长队在全大队的十多个小队走一遍，队伍有好几里路长。如果是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土砖或破鞋，他们中有算命的，打卦的，捉鬼的。遗憾的是，在我们村子里既没有找到地主富农，也没有找到反动派和特务，这让寅茂在外面开会时觉得脸上无光。

爷爷正在屋后沟里做什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听到哨子响，他出来问。我忙说，开会了，小孩子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