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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我吧，”老师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读中学时老师曾让我当班长，我不干，好事要让给别人。后来就选了一个成绩比我差的人当班长，这个班长毕业时被推荐进政府当通讯员，再后来他当上了市长，离休时是市里的政协主席，占了不少便宜。

“大学毕业时，我可以进机关，可我不愿意当官，这你们是知道的。我坚持留在学校教书，同学中凡是毕业进政府部门的，后来都当上了局长、司长，还有两个当上了副部长。他们个个威风，哼！

“1962 年7 月，系里让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我表示自己志不在此，水平也不够，就把位子让给了我们教研室的老董。他后来放弃了教学，慢慢爬到了学校秘书长的位置，住房比我大多了，工资也比我高。

“‘文革’后，对，也就是1977 年8 月学校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教务处缺一位副处长，希望我能考虑。我婉言谢绝，又把机会让给了同事。这位同事虽然水平不如我，但工作热情高，干了几年后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上了副院长，享受的待遇比我强多了。

“1983 年4 月，校长亲自动员我担任工会副主席，这个级别在当时可不算低，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我建议学校要多提拔年轻人。那位顶替我的副主席，现在升为主席了，享受副校级待遇，还出了三次国。

“退休时，学校老干部处还想聘我做顾问，虽然没什么级别可也有不少实惠，我又没有接受。嗨，我从小就不愿意当官，这也怪不得别人，没办法。对于官，我不感兴趣。再说，人不能光想着自己，要把好事让给别人，你们说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常这么说啊？”

“是，是，是……”我们连声附和，争先恐后地颂扬老师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于处局级。老师乐了，乐得有些勉强。

老师去世时，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前去吊唁，并协助料理后事。师母告诉我们，老师临终前一再叮嘱，要求组织上在他的生平里一定要写上他不愿意为官，多次谢绝做官的经历。人事部门很为难，终未能形成文字。师母不甘，曾私下问我，治丧小组组长的职务能否由死者担任。我摇头，她叹气。为了了却恩师的生前夙愿，我追记此事，以示缅怀。

三 笑

丁丑是个严肃的人，平常一脸正经，神色庄重，不苟言笑。据丁丑讲，他这一辈子记忆中只笑过三回。而且每次都

以笑开始，以哭告终。因此，在丁丑看来，笑不是个好东西，祸从笑生。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就倒霉在这仅有的三次笑上了。

丁丑五六岁那年，爸爸在一次吃饭时不小心让鱼刺卡住了嗓子。他爸爸先是往嘴里塞满了窝窝头，试图靠吞咽把那该死的刺儿带下去，他两眼瞪得溜圆，满脸憋得通红，吃了三个窝头还无济于事。接下来把手指头伸进嗓子眼儿里抠，又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统统吐了出来仍不见鱼刺的踪影。一个小小的鱼刺儿把这位膀大腰圆的中年汉子折腾得满地打滚，四处乱蹦，丁丑像看表演一样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爸爸的滑稽动作，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父亲痛苦至极，恼羞成怒抡着巴掌给了儿子一大耳光。那一瞬间，丁丑的耳朵聋了，爸爸的嗓子通了。

丁丑第二次开心大笑是中学时代。有一回，上课铃声响了，丁丑还在座位上大声喧哗，因为他有一只耳朵不好使，经常听不见有用的东西。老师从他侧面悄悄地走过来，用拳头在他的脑袋上狠狠地捶了两下，同学们哄堂大笑。丁丑羞得无地自容。就在老师得意地转过身走向讲台时，不知是哪位捣乱的同学把啃剩下的西瓜皮反扣在地上，老师正巧踩了上去，滑了个仰面朝天，后脑勺结结实实地砸在一位女同学的膝盖上。同学们吓呆了，只有丁丑一个人大笑不止。结果，老师的后脑勺上起了个大包，女生的膝盖粉碎性骨折，而丁丑被退了学。

丁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把耳聋的毛病治好。他还参了军，在部队当话务兵。

复员转业后他分配到了县政府的机关工作。工作了十几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从未看见他笑过。丁丑因此得了个绰号，叫“丁老板”，就是老板着脸的意思。同事们想尽办法逗他乐，他却永远地皱着眉头。有一次，朋友拿丁丑打赌，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抓他的腋下，挠他的脚心，最后丁丑哭了，朋友输了。

丁丑的第三次大笑发生在两年前的一个追悼会上，他所在的那个局的局长因喝酒过量猝死，被定为因公殉职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那场面庄严肃穆。在哀乐停下来后，上级领导开始致悼词。悼词中回顾了局长光辉而短暂的一生，高度评价了局长生前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参加追悼活动的许多人都被感动了，会场内一片抽泣声。丁丑皱着眉头，神色凝重、聚精会神地逐字逐句听着悼词的内容。他突然觉得他好像参加错了追悼会，要么是死错了人，要么是领导念错了稿子。当领导用低沉的声音念到“我们今天悼念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时，他才恍然大悟，忙问身边的同事，今天到底死了几个人？怎么这么多人同时开一个追悼会？同事不解地看着他，嘴角向上动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