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第2/5页）

「你什么时候会朗诵西班牙诗的呢？」朋友们忍不住要问我了。二十年前听劳治国神父诵洛尔卡的La Guitarra，神往之至，当时就自修了一点西班牙文，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前年九月，去委内瑞拉开会，我存也吵着要去。我就跟她谈条件，说她如果要去，就得学一点西班牙字，至少得知道要买的东西是几块bolivares。为了教她，我自己不免加倍努力。在卡拉卡斯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我们认出了山道旁告示牌上大书的agua，高兴了好半天。新学一种外文，一切从头开始，舌头牙牙学语，心头也就恢复了童真。从那时候起，我已经坚持了将近一年半：读文法，玩字典，背诗，听唱片，看英文与西班牙文对照的小说译本，几乎无日间断。

我为什么要学西班牙文呢？首先，英文已经太普通了，似乎有另习一种「独门武功」的必要。其次，我喜欢西班牙文那种子音单纯母音圆转的声调，而且除了ｈ之外，几乎有字母就有声音，不像法文那么狡猾，字尾的子音都噤若寒蝉。第三，我有意翻译艾尔．格瑞科的传记，更奢望能用原文来欣赏洛尔卡、奈鲁达、达里奥等诗人的妙处。第四，通了西班牙文之后，就可得陇望蜀，进窥义大利文，至于什么葡萄牙文，常然也在觊觎之列，其顺理成章，就像闽南话可以接通客家话一样。

这些虽然都只是美丽的远景，但凭空想想也令人高兴。「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正所以解忧。对我而言，学西班牙文就像学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这位女人跟家裏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给人许多惊喜。她说「爸爸们」，其实是指父母，而「兄弟们」却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问什么或是歎什么，总要比别人多用一个问号或惊歎号，而且颠来倒去，令人心乱。不过碰上她爱省事的时候，也爽快得可爱：别人说neither…nor，她说ni…ni；别人无中生有，变出些什么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戏法，她却嫌烦，手一挥，全部都扫开。别人表示否定，只说一声「不」，而且认为双重否定是粗人的话；她却满口的「瓶中没有无花」，「我没有无钱」。英文的规矩几乎都给她打破了，就像一个人用手走路一样，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区原来是另一种语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这新获的自由可以解忧。我一路读下去，把中文妈妈和英文太太都抛在背后，把烦恼也抛在背后。无论如何，我牙牙学来的这一点西班牙文，还不够用来自寻烦恼。

而一旦我学通了呢，那我就多一种语文可以翻译，而翻译，也是解忧的良策。译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长篇巨着，则分享的时间就更长，神灵附体的幻觉当然也更强烈。法朗士曾说好批评家的本领是「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武陵人只能独游桃花源，翻译家却能把刘子骥带进洞天福地。

我译「梵谷传」，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万字的巨着，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谷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谷之忧，去陪他下煤旷，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

悲哀因分担而减轻，喜悦因共享而加强。如果「梵谷传」能解忧，那么，「不可儿戏」更能取乐了。这齣戏是王尔德的一小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像一个空水泡一样娇嫩」。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我也译得眉开眼笑，有时更笑出声来，达于书房之外。家人问我笑什么，我如此这般地口译一遍，于是全家都笑了起来。去年六月，杨世彭把此剧的中译搬上香港的戏台，用国语演了五场，粤话演了八场，丰收了满院的笑声。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声裏，译者忘了两个月伏案的辛劳。

译者没有作家那样的名气，却有一点胜过作家。那就是：译者的工作固定而现成，不像作家那样要找题材，要沟思，要沉吟。我写诗，有时会桔坐苦吟一整个晚上而只得三五断句，害得人带着挫折的情绪掷笔就枕。译书的心情就平稳多了，至少总有一件明确的事情等你去做，而只要按部就班去做，总可以指日完工，不会有一日虚度。以此解忧，要比创作来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