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妓女和口红（第2/2页）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上，发出一种杂乱的音响，使我们的谈话不能不提高了嗓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转头对我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啃余族”。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

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

齐华看着我好一会儿，终于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站起身来，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