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祖母无名（第2/3页）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纸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纸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