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闪电（第3/5页）

如果警惕了，防范了，它就不再美丽了。

因此，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

平心而论，唐代的军队并不太强，在边界战争中打过很多败仗。唐代的疆域也不算太大，既比不过它之前的汉代，也比不过之后的元、明、清。因此，如果纯粹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唐代有很多可指摘之处。但是，一代代中国人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唐代，远比那些由于穷兵黩武、排外保守而显得强硬的时代更喜欢。这一事实证明，广大民众固然不愿意国家衰落，却也不欣赏那种失去美好精神心态的国力和军力。

民众的“喜欢”，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幸福指数”，除了需要有安全上和经济上的基本保证外，又必须超越这些基本保证，谋求身心自由、个性权利、诗化生存。从这条思路，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解读唐代。

有的学者罗列唐代的一些弱点，证明人们喜欢它只是出于一种幻想。我觉得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就像我们看人，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

在强大和可爱之间，文化更关注后者。

例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浮雕，用六匹战马概括一个王朝诞生的历史，是一种令人敬仰的强大。但是，这些战马的脚步是有具体任务的，当这种任务已经明确，它们自己就进入了浮雕。于是，有另外一些马匹载着另外一些主人出现了。李白写道：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对于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战马都不会生气。

几声苍老而欢乐的嘶鸣从远处的唐昭陵传来，五陵年少胯下的银鞍白马竖起了耳朵。一听，跑得更快了。

三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爱之处。

好的学者也有一些，例如编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对我产生过很深影响的《史通》作者刘知几。孔颖达这个河北衡水人是儒学发展史上无法省略的人物，他不仅把儒学的各种礼法规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鉴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学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来这很容易构成一种思想统制，但唐代毕竟是唐代，再大的学问、再高的支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颖达这样的一代大儒，还有刘知几这样的“自由派”人物。刘知几提出了以“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体现了唐代那种处处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尽可自己选择。除了少数帝王一度比较偏激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社会的信仰都很有气量，往往实行“儒、道、佛并举”的方针。

我特别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愿意悉心倾听，甚至还谦虚请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并不怎么相信佛教，后来因为多次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这种学生般的态度，出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长安也给新传入的西域宗教腾出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 Church），传入中国后被称做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唐代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对这个流亡教派所下发的诏书，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种集体心理，与当时欧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气度。他说：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