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第7/7页）

社会改革家们总是充满了理想和愤怒，一再宣称要在血火之中闯出一条壮丽的道路。他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是正道，终究还要与民生接轨，那里，晋商骆驼队留下的辙印仍清晰可辨。

在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他们一直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他们立誓要带领民众摆脱贫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摆脱贫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剥夺富裕。要使剥夺富裕的行为变得合理，又必须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当富裕和罪恶真的画上等号了，他们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为那里全是罪恶。这样一来，社会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无处靠岸的孤舟，时时可能陷入沼泽，甚至沉没。

中国的文人学士更加奇怪。他们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他们喜欢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但朝廷对他们又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在苦思冥想中听到有骆驼队从窗外走过，声声铃铛有点刺耳，便伸手关住了窗户。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

秋雨注：此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发表时被评为中国第一篇向海内外报告晋商和清代商业文明的散文。由这篇文章，我拥有了无数山西朋友。平遥民众为了保护我在文章中记述的城内遗迹，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区，作为搬迁点，市民新区竟命名为“秋雨新城”，真让我汗颜。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几个无事生非的人突然针对了我，山西的报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山西应该对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围起了一道保护我的墙，让我非常感动。

点评一：

当代中国对晋商的了解自这篇文章始。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文争武斗，大开大阖，以血泪与文辞吸引眼球，商人一直躲在历史的阴影里喘息。曾经叱咤风云的晋商，有着怎样辛苦的创业史？又如何走向衰败？我们又该如何尊重创造价值的商人？（老愚）

点评二：

本文“秋雨注”提到《抱愧山西》的巨大影响，《山庄里的背影》文后注也提到彼文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为作者增加一条影响：作者的系列历史散文，甚至也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从电视业到出版业的“重述历史”的通俗文化景观之滥觞。

中国有号称五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文学“重述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话语之幸。当历史进入文学话语，要么是重新阐释历史，提供新的史识，从而发现历史；要么是重构历史现场，以新的故事形态想象性地呈现历史。余先生重在阐释，轻于呈现。融文学呈现与新史识于一体的《万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历史”的现代样本。（马策）

点评三：

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这些共性与个性兼备的商业人格逐渐形成、会聚与辐射，让当年走西口的人迎来了生命中的一片晴空，他们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跻身“海内最富”；而又由于缺少皈依，精神贫乏，商业人格出现自相矛盾而分裂，加上时局连续不断的动荡，这种种内因与外因齐在，使这些“海内最富”作别历史的前台，消失于历史的苍茫之中。

文章着意呈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断面——山西商业文明的盛衰。这个断面，乍看是一段群体命运的晴雨变迁，细读则历史忧患感、民族使命感赫然在目，充盈于胸，折射出作者对构建现代文明的渴望。本文的逻辑结论从鲜活的故事中来，文章由感性中见知性，充满质感。（傅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