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9/11页）

这样说事，也许会被人笑话：考虑了一个星期，结论还不清晰。没办法，我正以此为据，非常认真地加以追思。

女人之中不爱撒谎的，是青春期前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对这两个群体的人，可以比较放心地交往。不用说，她们的特征是：要么还没开始来例假，要么例假已经结束了。

有例假者正处女人最美好的年华，这个时段的女人却最能撒谎。

可能是有这样一个理由：随着和男人关系的发展，说谎的必要性也会增强。根本上还是每月一定有例假，为不让人发现而故作镇定。这一生理现象，对女性心理有相当大影响。

只要身有例假，她们不论愿意与否，每月至少撒一次谎，以避人耳目。也就是说，例假期间就是别人不问，也要极力隐瞒或掩盖。

这种心理负担是没有此种经历的男人所无法想象的。似乎有着一种很大的内疚，沉重地压在她们的肩上。再说，这是肉体不经大脑而直接承受的负担，正因为如此，影响力也很大，故而使女人养成了这种隐瞒或掩盖的习性。

对于她们来说，撒谎不是偶然为之的事情，而是生活方面必不可少的东西。

女性出于这种肉体深处的必然性反应，反复地进行撒谎训练。好像可以说，从无例假的单纯的男人想和女性较量撒谎，如同冲着风车而去的唐·吉诃德一样，是在做愚蠢而荒谬的事情。

加害者与受害者

如果问十个人说：“加害者和被害者哪个好，请从中选一个！”无疑十个人都选加害者。因为被害者要受苦难，被打破脸庞甚至弄成残疾，那可是吃不消的。

这要是从男女关系方面讲，情况会略有不同。

当然事情总会有些例外。一般夫妻之间发生争吵，提出离婚，人们肯定持这种看法：“男人自私，女人可怜。”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不可以打听的，正因为人们不解内情，妄下结论是相当自私的，可它却是堂堂盛行的。因而要说奇特，也是很奇特的。

这也许出自于以前日本的男人过于自大，傲居女人之上而被固定下来的印象。现在女性早已是今非昔比，变得十分要强，人的见解停留在“男人是加害者，女人是被害者”的陈腐观念上，要么是漫不经心，要么是固步自封。

现在的男女关系破裂，大多还是因为男人的任性和蛮横。我觉得这种情况居多，也不排除由于女方原因所导致的情况。

只是男人的原因，像乱搞男女关系、赌博或耍酒疯等行为，往往明显地呈现在表面，故而容易受人谴责。女人的原因，往往长期郁结在心中，一般不呈现于表面，故而容易引人同情。女性好像具有不声张这一长处。

令人困惑的是，男人自己默认“男人是加害者，女人是被害者”这一陈规陋习，并出乎预料地满足于此。

尤其是中年男人，与女人相爱就互相以身相许，也会立刻向女性付钱。可以说，中年男人的所思所为，是这种加害者意识的完全暴露。

平时和平相处，一旦发生事件，男人立刻被视为加害者，自己没办法抗衡，只好忍了。这样看来，男人是大老实人。

可是在背后，男人要么坚持这种不辩白姿态，要么觉得成为加害者才像个男人，要么沉浸于自己是羸弱女人保护者的优越感之中。无论什么想法，其依然是受到社会谴责的加害者，这一点没有变化。

而在这时候，明智的女性会迅速地展示出一副被害者的面孔，并蔑视正在受谴责的男人，赢得社会的绝对性同情。

由此也可以证明，男女平等只不过是书本上阐述的道理而已。

在男女关系方面，“男人是加害者，女人是被害者”似乎是日本人特有的构思，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观点和认识有很大的影响。

譬如那个立教大学(2)的大场副教授杀人事件。警方认定大场副教授杀害了京子小姐，开始四处搜寻遗体。案件大致是，大场副教授欲甩掉情人京子小姐，后怒而杀之。出于罪咎，他和夫人、孩子一起在石廊崎(3)投海身亡。

我对此深感触动：大场副教授是个多么冷酷、多么残忍的男人啊！京子小姐是个多么可悲、多么可叹的女人啊！与之相依相伴的太太、孩子无辜丧命，是多么凄惨、多么悲凉啊！

案件尚未了结，警方仍在搜寻京子遗体时，我在新宿的酒吧里，听到了一位女性的截然不同之说。

她说杀人的是太太，而不是大场副教授，所以遗体很难找到，太太是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到这话，如同受到不寒而栗般的打击，同时对这位女性的独思妙想感到惊讶。

这样推理，是女人独特的构思。在男女关系方面，男人拘泥于“男人是加害者，女人是被害者”这一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独特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