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武术世界在晚清的衰亡（1800年—1911年）（第6/10页）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由于文宗的早死，之后由穆宗载淳（1861年—1875年在位）和他的堂弟德宗载湉（1875年—1908年在位）相继统治，但事实上在这半个世纪内都是由文宗的妻子，即孝钦太后叶赫那拉氏当政。在其治下，帝国也感到变革的必要性，因而产生了所谓洋务派运动。这一运动主张“以中国哲学为本质，而以西方的科技为应用”，仿效西方的科技，似乎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19世纪80年代，清朝的舰队一度耀武扬威地游弋在东亚海岸，但在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彻底摧毁。被同属于东亚后进国家的日本击败，这一耻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梦想成为泡影。

1898年德宗试图开始一种更激进的改革，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来协助他。知名的武术家，俗称为“大刀王五”的王正谊（1854年—1900年）积极参与了这次改革。此人是乾隆时期的八卦门大师王维扬的后裔，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镖局，和武术界各方面也颇有交往。但德宗很快被孝钦太后所囚禁，王正谊试图搭救他，但毫无成果。他的朋友和弟子谭嗣同（1865年—1898年）等人被清廷杀害，王正谊也匆匆逃亡。

不过立志于改革的武术家仍然只是少数，大部分武术人士正如底层平民那样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下对西方的影响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这就导致了1899年以来的拳民之乱。

在中国北方的民间秘密信仰，虽然在数百年来帝国的打击下都幸存了下来，但是在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农村的攻势下却感到了灭亡的压力。同时，随着西方货物倾销和近代生产方式的引进，传统的生活无能为继，令越来越多的人也被类似的恐慌所攫住。在19世纪末的瓜分危机中，中国各地区，虽然名义上仍然在北京皇帝的治下，但许多已经沦为各大强国的殖民地，因而西方的影响被进一步大为加强了，和传统势力的冲突也更为强化。白莲教系统的宗教分子，地方会党和儒家绅士这些本来水火不容的阶层，如今都提出了共同的要求：赶走那些像恶鬼一样的洋人，推倒他们罪恶的教堂，捣毁破坏风水的铁路，重新恢复祥和美好的传统生活。

在这一共同的危机面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武术普及运动：中国武术，恰是在其最为衰落的时代被全民化了。门派的界限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武术家，无论是日月教的精神后裔或是主要门派的破落贵族，开始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武术传授给山东和河北的朴素农民，组建了所谓的“义和拳”或“义和团”。到此时为止，许多人对武术还饱含信心，认为可以胜过西方的枪炮。如果说普通人对自身半吊子的武术造诣还有什么怀疑的话，他们也认为可以通过某种宗教仪式，让传说中半神半人的武术大师们附体，来保护自己。如当时的一种流行咒语中所唱的：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

一请越女姥姥圣，二请达摩吕洞宾。

三请扫地少林僧，四请重阳率全真。

五请大侠北郭靖，六请杨过独臂神，

七请武当三丰道，八请黒崖任我行。

九请华山风老祖，十请仙猿穆人清，

恭请明王张教主，率领天上十万兵！342

这种对武术世界光辉历史的怀念，虽然不无感伤的意味，在此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滑稽。许多粗鄙的把戏纷纷被冠以“九阳神功”“吸星大法”的古老名称，让人们相信只要习练几天，就能获得和那些古代武术大师一样强大的内力，挡住西方人的钢铁枪炮。

在和西方人的文明冲突面前，满汉矛盾终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义和团放弃了其祖先两个半世纪的反清口号，正式宣布要“相助清朝，消灭洋人”。孝钦太后因为打算废黜德宗，正和反对她的西方人关系紧张，当发现民间武术家们主动向她效力后，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向西方人讨价还价。她嘉奖他们是忠心的臣民，并邀请他们进驻北京，开设香坛，传授武术给北京的贵族和平民，建立一支武术民兵体系。当大臣们劝诫她时，她告诉他们这正是仿效高宗皇帝召开全国掌门人会议的先例，以令他们闭嘴。343

1900年初，在太后的邀请下，华北的义和团民纷纷涌向北京，导致局势的全面失控。各地都发生了屠杀西方人和皈依的基督徒的暴行。北京的各国使馆被在他们看来像魔鬼一样的拳民围攻。西方人遂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一支约三万人的八国联军被匆匆组建起来，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年—1929年）担任统帅，在天津登陆，开向北京。孝钦太后在绝望下，也下达了和八国联军宣战的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