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的战争与武术世界的动荡（1600年—1644年）（第6/6页）

清军在6月6日进入北京，旗号是为死去的明思宗复仇，受到了饱受李自成蹂躏的北京市民的欢迎，逃到城外的曹化淳也赶来迎接一直和他私下往来的多尔衮。吴三桂本来希望清军能够在得到财物和女人的报酬之后退出山海关外，重新恢复明朝的统治，但多尔衮迅速地接收了原明朝的大部分官员，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看来毫无返回辽东的意图。如果说吴三桂曾对此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清廷很快就慷慨地赐予了他“平西亲王”的封号，足以令他抛开对明朝的微弱怀念，死心塌地地为新帝国服务。

虽然依靠范文程等汉人智囊的协助，以及曹化淳这样的内部合作者，多尔衮做好了全面而长久地统治中国的准备，但这一点在满洲上层的军事贵族中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许多习惯掠夺战争的王公贝勒对于管理庞大的中国也并无信心，而认为应当在获得足够多的财货后返回故乡。215而受到八旗议政的传统体制束缚，多尔衮本人也并未掌握绝对权力，无法压制豪格和济尔哈朗等政敌，后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处心积虑地和他作对，何况他的同母哥哥阿济格也力主这种观点。216因此在1644年7月，多尔衮不得不召开一个旗主会议。讨论清朝未来的走向。与会的主要旗主是：

1．正黄旗，皇帝福临本人，由于年幼而由孝庄太后代为出席。

2．镶黄旗，同属于皇帝。

3．正白旗，睿亲王多尔衮。

4．镶白旗，英亲王阿济格。

5．正蓝旗，肃亲王豪格。

6．镶蓝旗，郑亲王济尔哈朗。

7．正红旗，礼亲王代善。

8．镶红旗，贝子满达海（代善子）。

会议的讨论长久没有结果，最终由足智多谋的孝庄太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一方面继续对中国的征服，另一方面则将在北京获得的财富聚敛起来，运出关外埋藏起来。即使未来八旗军民被迫退出中国本部，也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享用。这一方案既不会对多尔衮的开朝计划产生阻碍，又满足了诸王公保有财富的心理，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鉴于各方对彼此都不信任，埋藏宝藏的工作如何进行是一项难题。经过几天的洽谈，最终的决定是由各旗主派出他们信任的人选，共同押送大批财宝去满洲地方择地埋藏。

清军在北京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抢掠，因而被运走的财富中相当一部分是李自成从北京的官僚富商身上拷打而得到的，因为来不及带走而被清军截获，总额可能达到数百万两白银。李自成也不甘失去这批财富，随后派遣了胡逸之等亲信设法加以追查。当胡逸之发现这些珠宝已经被运出北京后，他沿途追踪到满洲地区，在长白山附近的荒僻之地，他及其部属奇袭了运送珍宝的队伍，夺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产生了反讽的一幕，清朝认为可以比江山保存得更长久的财富，却因为要妥善保存而以最快的速度失去了。

当胡逸之的队伍获得这些宝物后，他也不敢冒险在满洲腹地长途运送它们回关内，于是把这些金银珠宝都掩埋在长白山深处的雪山中，并记下了附近的地形。他随后返回内地和李自成会合。李自成让他将宝藏的信息分别铭刻在军刀和地图上，希望日后能够找到它们。他的军刀和地图成为了日后一个多世纪里武术世界所争夺的目标。

另一方面，劫后余生的藏宝者们不得不回到北京，去面对多尔衮的震怒。多尔衮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丢失一笔财富的问题，而可能酿成八旗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本来危机四伏的统治集团的崩溃。他于是将消息严格保密，宣布宝藏被埋藏在了一个遥远而安全的地方，并将一张地图剪裁成碎片后分成八份，放在八本特制的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内，由包括皇帝在内的八旗旗主共同保管，只有集齐了所有的地图才能够发现宝藏的位置。217事实上，这是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Yaksa）地区的军事地图，皇太极在1639年刚刚征服这一带。鉴于这一地区是如此遥远，即使地图被发现，也难以前往发掘。

倘若确实存在宝藏，这种做法无疑冒有极大的风险，因为任何一方丢失地图都可能会导致宝藏的无法追寻，不过这也使得各旗主不再存有私自得到宝藏的思想，而不得不尽力于在中国本部的开拓。多尔衮进一步编造出了“龙脉”的说法，告诉他们宝藏在赋予清朝以统治力量的神秘山脉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触动。就此而言，宝藏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以此换取满洲贵族们齐心一致地投入征服与统治中国的事业，才是多尔衮的最大胜利。

在吴三桂等汉族合作者的拥戴下，多尔衮宣布迁都北京，在当年9月将福临接到了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此后清军开始进军华北各地，牢牢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的统治。满清统治者希望未来能像福临的年号“顺治”所预示的那样：“顺利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