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3/8页）

不仅如此，这种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应当具有高于城市、农业、金属冶炼和文字等一般文明条件的更高级内涵，即对人体及其活动能力的自我认识。这一点必须借助哲学和科学的概念或范畴进行内在反思。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对于武术的学术推进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武学的基础在于更为广泛的一般人文学科，特别是医学和哲学的建立。这一点就排除了许多相当古老的文明，如埃及、巴比伦、赫梯、古波斯和印加的候选者资格，而将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限定在经历过文明飞跃的“轴心时代”的诸民族及其继承人身上。

令武学成为可能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文明的寿命。武学基于主体体验的性质就排除了现代科学型的技术爆炸的可能性。这一学科的发展，并非在一个公认的基础上通过推理和演绎的方式向前推进，也并非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去统计和区别经验，而是通过习武者自身的内在体验而积累对自己身体的操纵技巧。每一个习武者都必须从头逐一获得这些特殊体验，而没有科学中现成的公式可以背诵。武学发展的缓慢，必然要求长时期的稳定文明发展。而这一点上很少有现存的文明能够和中国文明相比，这一文明至少具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五个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中，巴比伦和埃及的古文明早已经灭绝；与之同时诞生的以色列和希腊文明虽然以某种形式延续到了今天，但是都经历过数世纪以上的断裂时期。在犹太人那里，首先是毁灭性的巴比伦之囚，其次是135年失败的巴克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之后长达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自此以后，寄居各地的犹太人虽然仍以某种形式保存其文化典籍和信仰，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其他文明的严重影响，而无法保持独立的文化自治。

而在希腊和罗马文明那里，首先是公元前1200年之后多利安人入侵所造成的数世纪的希腊黑暗时代，其次是自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加罗林文艺复兴之间的又一黑暗时期，如果不考虑到诸如罗马人对希腊的占领或维京海盗的劫掠所造成的文明损失的话。另外一些年轻的次生文明，譬如帕提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吐蕃文明和高棉文明，其发展时间之相对短促更毋庸论矣。似乎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具有发展出武学的这一必备条件。

发展出武学的第三个条件，是战争的普遍和频密。中国武学的繁荣，与其历史上战争的频繁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在同样好战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纪的西欧和武家政权下的日本，也发展出了高明的武术技巧，如果不是它们的历史远比中国为之短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中也将发展出高级的武学。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诚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战争。但印度的长期分裂并没有像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诸国混战”时代一样，催生出对于统一的迫切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热带的地理环境并不像中国的大河农业区一样需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对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为了更为虔诚的宗教民族。他们在内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心灵哲学确实催生了武学的某些基本形态，如瑜伽术。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义的盛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在3世纪以后，佛教将这些武学的基本元素带到了中国，譬如特别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在中国北方的传教，印度的内省哲学和中国本土的武术元素相结合，就带来了中国武学的重大突破。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发展武学所需要的第二条件“文明的长寿命”和条件三“军事冲突的普遍和频繁”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往往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毁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件，并常常对后者进行尖刻的指责。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毁灭的情形更加惨不忍睹，在5世纪蛮族入侵的浪潮过后，整个西欧已经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正确使用拉丁文。只有通过阿拉伯译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几个世纪后再次寻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识成就。

类似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中国文明中。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内战中，项羽将军在推翻秦帝国后，焚烧了存放大量手抄书籍的阿房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断裂。甚至若干最为重要的经典也一度或永久失传； 554年，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战败的南方皇帝萧绎（508‐554）在被俘前烧毁了他所收集的十四万册书籍，导致后一个王朝的国家藏书仅存三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