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红尘《90年代高校文化巡礼》序（第2/3页）

在经济大潮的撼动下，大学校园内的资金流速也开始加快。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已经成为象征性的宣言。《理想之歌》中有两句诗：“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南墙一倒，商贸区的浪峰呼嘯着扑向宁静的未名湖。怎样读书，已经不是大多数大学生的首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怎样吃饭。比较而言，80年代的大学口袋中的钱更少，生活条件更艰苦。但90年代将这种艰苦凸现得令人惊心动魄，在高校科研也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已经不可能拒绝加人打工族的行列。而在所有的打工族中，大学生无疑是最为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就连从事色情服务也不例外。一位年轻的富翁曾说，他从不玩妓女，只找女太学生，没病、高雅、听话、便宜，玩一个礼拜给1000块人民币就打发得高高兴兴。一位博士生目睹停在学校舞场外的一辆辆豪华轿车，曾在一次讲演中痛斥校园内的这种堕落现象。然而这种斥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本身还容易被怀疑为反对学校的创收政策。创收浪潮中，高校也出现了一些“款”。挥金如土的学生几乎每所高校都有。他们与那些贫困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实大学生打工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学习期间“创收”并不是坏事，但是“创收”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还是另有所在，这其间的差别却是关键所在。

打工挣来的钱，除去最基本的日常费用外，有的用来买书，有的用来买磁带、录音机、自行车，有的集资或独资买电脑。由于学生宿舍内大功率电器的成倍增加，不少学校都采取了限电措施，包括禁止在宿舍内安装电脑。有的学生则用挣来的钱购买名牌服装、化妆品、烟酒、请客吃饭、看电影、旅游，还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用于“恋爱消费”。

如果说80年代的校园恋爱多少还带有抗拒传统的文化意味的话，那么90年代的校园恋爱本身已经成了需要抗拒的“潮流”。北京大学的许多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学生情侣的密度之高、在公共场所的亲昵程度之高表示惊奇。各高校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在校园内“勾肩搭背”的规定，女生宿舍楼的门厅也均树立着“男宾禁止人内”的标牌，使人错以为似乎女生一进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压抑从来就是与加倍的放荡共生的。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处为了进行一项调査，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从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楼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37只避孕套。当一个宿舍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有了“朋友”时，剩下的学生便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拍拖”队伍虽然日益壮大，经典意义上的“恋爱”却比例不高。所谓“假性恋爱”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为了赶时髦、为了摆脱孤独、为了炫耀、为了解决学习困难或生活困难，为了好奇，为了简单的生理冲动，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当事人“谈恋爱”。

恋爱问题实际上辐射和反映着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道德观层面。道德观的失控与缺席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头疼又无奈的首选问题。以北京大学为龙头，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爱心社”，受到了从学校领导直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团”。爱心社倡导最基本的文明礼貌行为，比如打扫楼道卫生、将自行车码放整齐、为教师擦黑板，照顾生病的老师同学等等。当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员本来应该养成自然习惯的行为被当成规范和准则进行倡导时，人们一方面肯定爱心社本身，另一方面则不免发出浩叹。当十字路口出现了这样的标牌：“红灯时请您停车”，当公厕内贴出这样的告示，“请您便溺入池”当高速公路旁边闪过这样的标语：“不得武装抗税”，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爱心社成为社团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念有淡化的趋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与实际利益挂钩。有一些学生开始比较加入执政党还是民主党派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在一些道德状况或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査中，都表现了多元和功利的倾向。集体观念的淡漠，阳奉阴违的处世哲学，伴随着的却不是个人奋斗的顺利和自我意识的成熟。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减少了。人们也许只能祈求“祸兮福之所倚”。

写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读书，也不是为了求知识。90年代的大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与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的两点准星，至于二者之间本应用于增长才学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则愈来愈有“赘疣”之嫌。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能分配到级别高、油水足的单位，每一年的应届毕业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妙剧。很多当事者体会到，人的命运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改变一个人数十年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