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台：2005年7月（第5/6页）

而这一次全然不同，站起来已显得困难。一些事情也时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无论怎样的战士，也终究敌不过岁月，谁都会最终倒下。

当他张嘴后，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交谈话语中，让听者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坦陈杂文的无用，因为更好的东西是建设与改变，而杂文只有些偏激的语言，于事无补。这时，柏杨的话语中，终于显露出尖锐后的脆弱及愤怒当中自身的痛苦。说到故乡，老人叹着气说：“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还乡吗？”接着坦白了自己，“我这一生都没有快乐……”听到这里你明白，这是一个时代交付给他的悲剧性的叹息，偶尔的笑声，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中的短暂转折罢了。

只有谈到他的夫人张香华时，柏杨才又幽默和快乐起来。老天爷有时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什么，会又补偿你一点什么，比如爱情之于柏杨。

离开时我几乎知道，不会有下一次了，谁都无法抗拒，一个时代与生命的的背影，他能带走的，不会是幸福，而只能是些或隐或现的希望。然而，这希望，又会与他有怎样的联系呢？

两年后，我接到东森张玉玲的短信：柏杨走了，你们的采访是最后的记录。

又一段时间过后，2010年，传来消息：柏杨的遗骨将送回河南老家安葬，这该算是老人真的叶落归根了。

王永庆

到台湾，不采访王永庆，等于没面对台湾的经济。

不管台湾有多少品牌，经济界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王永庆。

知道我们去采访王永庆，秀芳也跟随采访，因为王永庆已经拒绝采访很久，对于台湾媒体，如秀芳这般，都是机会珍贵难得。

已经九十岁的王永庆让人无法相信以他的年龄仍在上班工作，仍然拒绝社会各界对接班人的猜测，仍然敏感于世道与社会的变化。等采访全部结束，老爷子居然谈兴未尽，留下我们喝咖啡，又是一个小时破天荒的畅谈。这时的王永庆，焦虑大于一切，他无所顾忌地批评当时年轻的岛内执政者，认为台湾快要错失与大陆走近的机会，再晚两年，你连和大陆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王永庆是从卖米开始起家的。谈到卖米时的想法，他对我说：当时没有梦想，就是把当前做好，结果自然会好；如果当时觉得卖米是小生意，要做大的，那就会力不从心。你还没到这个程度就这样想，就变成妄想，反过来就不会成功。

外表如同大陆马三立的王永庆，讲的话可不让人笑，而让人陪他同样地焦虑起来。离开这些话题，老爷子的另一面却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王永庆富可敌国，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替社会理财，一个毛巾能用十年，自己在办公室楼上住，并坚持吃太太种的菜，一绿色二健康。可对于大陆，做起慈善来却是大手笔，一直不停歇。

四年之后，工作中的王永庆在美国巡视中突然离世，华人世界一代经营之神，从此成为传奇。老人离世后，电视机构来采访我，我的回答不复杂：

“我永远记得那一个下午老人的焦虑，那焦虑，已与经营无关，却关乎未来。”

证严上人

采访证严上人的要求，在两岸都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我稍有些意外。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台湾宗教界人士进行专访报道，我们知道其中的敏感，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台湾“人间佛教”经过多年发扬光大，已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支撑，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影响巨大，而慈济的证严上人，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1963年，二十六岁的王姓姑娘皈依佛门，法号“证严”，回到花莲普明寺后，她以“不赶经忏、不做法会、不化缘”为原则，开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在慈济，你很难分清谁是信徒谁是志愿者，或者说，每个信徒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社会，赈灾济民，做一切该做的善事。全台湾，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民众参加过慈济的善事。

而证严上人的“人间佛教”思想，也在信徒与社会之间搭建了和谐相处的平台。比如慈济的“十诫”中，前五诫如不抽烟不喝酒，似乎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在后五诫中，出现了遵守交通规则、孝敬父母、不参加政治游行等项目。于是，你也就品出“人间”的味道。

慈济与大陆互动最早。在1991年的大陆华东水灾中，慈济就投入捐赠，以后每有灾情，必有慈济的善款与慈济人的身影。更不要说慈济骨髓库，早已成为大陆骨髓移植手术中最大的骨髓配型提供源。我们采访的当天，就有一场生命接力在上演，配型后的骨髓早上从花莲出发，转机香港，目的地北京，傍晚时分，手术在北京的医院进行，一切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