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波罗蜜（第19/22页）

因此，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像摄影家郎静山，九十年来都穿长袍，没穿过别样式的衣服（他今年一百零一岁，据说十岁开始穿长袍）；像画家梁丹丰，五十年来都穿旗袍（只偶尔为了方便，穿牛仔裤和衬衫）；像《民生报》的发行人王效兰，三十年来都穿旗袍（不管是在盛大的宴会，或球赛现场）。他们不追逐流行，反而成为一种“正字标记”，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我甚至不敢想象郎静山穿华伦天奴西服，梁丹丰与王效兰穿圣罗兰、卡迪尔套装时，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信心、有本质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像王建煊的小平头、吴伯雄的秃头、赵耀东的银头，不都是很好看吗？有的少女一年换几十次头型，一下子米粉头、一下子赫本头、一下子朋克头，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换再多的头型也不会美的。

流行贵在自主，有所选择，有所决断。我们也可以说：“有文化就有流行，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对个人来说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

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下凡，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子哭泣不已，他就问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呢？”

小孩子就说：“因为家贫，无力奉养母亲。”

“我变个金块，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石头立刻变成金块。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竟被拒绝了。

“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吕洞宾很诧异。

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我要这一只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如果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小孩子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不要金块，因为黄金有时而穷（如流行变幻莫测），金手指则可以源源不绝。

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对文化的素养、对美学的主见、对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与生命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有一阵子，台湾男士有这样的流行：开奔驰汽车，戴劳力士满天星手表，用都彭打火机，喝XO，穿路易·威登的皮鞋，戴圣罗兰的太阳眼镜，穿皮尔·卡丹的西装，甚至卡文·克莱的内衣裤（现在依然如此流行）。这样人模人样的人，可能当街吐槟榔汁，每开口的第一句是三字经，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想一想，流行如果没有文化、美学、品味做基础，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讲流行讲得最好的，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有人问他到震旦（中国）做什么？他说：

“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那么，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前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影片《上班女郎》，里面有句精彩的对白：

“我每天都穿着内衣在房间里狂舞，但是到现在我还不是麦当娜。”

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

新美学主义

一个新美学主义者充满信心，因为他追求真实有风格的美，他喜欢合理的生活对待，他知道物质之外有美感的真价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奈何他呢？何不大家一起来做新美学主义者？

“欧洲皇后”选美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举行，却选择了亚洲的台湾。这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现代女性意识抬头了，使得欧洲人普遍对把女人当花瓶的选美活动失去兴趣。但是在台湾，选美的感冒症候虽已退烧，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选美，欧洲皇后在台湾诞生也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

虽说选“欧洲皇后”，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十七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多数表示对台北这个城市印象深刻。（交通如此混乱、空气如此污浊、物价如此高昂，谁不印象深刻呢？）特别是台北的物价。主办单位曾安排这一群来自欧洲的小姐去逛百货公司，几乎所有的欧洲小姐看到标价都大喊太贵，即使是来自富裕的法国、瑞士、丹麦、德国的小姐都说：“台北的东西贵得不可思议。”东欧几个国家的小姐，就更不必说了。

主办单位为此伤脑筋，听说要特别安排中华商场、西门町、万华等地去购物，以免让她们留下台北物价不合道理的印象。

这个新闻极有参考价值。我虽然住在台北，并未“当局者迷”。和欧洲的小姐一样，我在逛百货公司时，把标价牌拿起来看价钱的那一刻，常常有“是不是贴错了？”的感觉。一件普通平凡的服饰至少都要上千，“并不怎么样”的则要五六千，“看起来还不错”的往往一不小心就是五位数了。有时误以为自己眼花，等清楚数一次是五位数时才叹息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