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神迹·文学·菩提路 林清玄的蜕变（第3/5页）

在不断写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寻求突破。我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改变生活，出去旅行，更换工作。比如我去梨山采梨，在一两个月当中，便可以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工作甘苦、娱乐范围等。我也随着矿工一起下矿到三千米处去挖煤矿，这时所有的人都挤着要告诉我做矿工的条件。我写作和待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也就是你必须和你相交的对象站在同一基础上来看事情，如实地了解体验之后，才能生出真诚的同情。而任何一篇好的作品中，这份真诚的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有人写文章却提出了“文学的价值，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的口号。形式指的是技巧，用技巧来作为内容的衬托，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觉得不该把它摆在第一位，否则，就变成雕虫小技，失去作家的意义。

要比技巧，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文学名著，技巧都比我们高明，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写？正因为我们跟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身份，有不同的感受和需要。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应是从这些真实的情境中来发挥的。

比如，我曾听一位茶农，叙述在茶叶收成季节“忙”的情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采茶回来，便坐下来炒茶叶。添了一碗饭，才扒了一口就睡着了。结果，饭碗跌碎在地上，而他人就趴在饭粒当中睡觉。然后，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的茶叶炒焦了，突然惊醒，才发现口里仍含着一口饭，并且已经散出了酒味。你看，他形容这“忙”，形容得多好，只要将这事实描写出来就够精彩了。而生活中，这样的题材到处可见，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便有所得。

谈到题材，又关系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问题。有人说作家要讲纯粹性，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没有一件东西是纯粹的，作家写完一篇文章，放在抽屉里，这叫纯粹，只要拿出来，譬如拿给我太太读，这已经不纯粹了，因为我会影响她。更何况将它公之于广大的读者面前呢！所以，作家写作，一定要考虑对象问题，不能逃避社会，若因自己的邪见、堕落、淫秽，而影响别人，这罪过就太大了。像我的读者中，有小学六年级的，有初中生，他们不见得有足够成熟的看法和见解来判断是非。堕落与罪恶是古今每一个社会共通有的现象，而作家也不是不能写堕落，像旧俄的小说，有许多堕落的场面，但他写堕落，是为了救赎，最后的目的，是要激发更大的拯救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根本没有这种动机，我想还是不写的好。

除了增加生活阅历，我也用其他方法来加强写作能力。例如：我曾固定以三百字为限，来写任何题目，训练自己把不必要的枝节删除，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我也将写好的文章，拿给年纪大的人看，或让三年级的小朋友欣赏；如果他们说太难了看不懂，我就把它改成最平淡的方式。

另外，如果想扩充写作的素材，观察力和联想力相当重要。小时候，乡下牧场里养许多牛羊鸡鸭，义卖水果，要做很多琐碎事情，一旦忘记了，就会挨揍，因此，养成了我对生活观察记录的习惯。比如，我当兵时注意到训练伞兵的塔台正好是三十四英尺（约10.36米），为什么不是更高或更低？便去问教练，他们说这是规定，没有理由。但我不服气，继续追问，终于有一个教练回答了我，他说据心理学家研究三十四英尺是人类最恐惧的高度，你从三十四英尺跳下来会死亡，但并没让你有解脱豪迈的感觉，反而觉得很窝囊。如果低于三十四英尺，那你不会死。因此，一个伞兵，如果能通过三十四英尺的考验，那更高或更低的高度，就都不怕了。像这样，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观察到了，自然会有不同寻常的领会。

我的菩提路

我的文学里程，可以说相当顺利，谁也没料到，最后我却走入了佛教。

在信佛之前，我的性格也比较随便，除了初高中时，年轻气盛，凡事爱和人争个对错是非；而近十年来，我没有再发过脾气。

我的原则是，你要我就给你，我自有天地。

我曾见过一种斗鱼，水蓝色的，非常漂亮，只要两只鱼摆在一起，非斗个你死我伤不罢休。后来，从书本的研究，我了解到，原来，这种斗鱼天生有爱划地盘的习性，困难就在，它所划定的地盘通常要比鱼缸大，为了不让别的斗鱼侵犯领土，只有抵死拼斗了。

这种斗鱼，如果它有一个广大的海，那根本就不成其为斗鱼。因为海的广大，使它能够随时建立新的地盘，所以，我们若是在海里面看到斗鱼，反而会觉得它非常的美丽又温和哩！

人也是一样，一旦划定了一个狭窄的势力范围，那非跟人相斗不可。不论是物质的或心灵的，我们一旦执著起某一个特定的据点，便会没有了自己。根据斗鱼的启示，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如果人人都来试着开辟自己更广阔的天地，便能减少争斗，使生活变得更自在、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