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巴赫先生（第3/6页）

然后，打开电视。

我那时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健美操。

一群笑容灿烂的美国人，带领观众跳健美操，每个人都带着浓浓的译制片口音。有一期还在搭建的甲板上跳，布景板是大海和蓝天中一动不动的海鸥，中途一个只穿了运动内衣的女人扮作美人鱼跳过来，领操的男人夸张地说：“看啊！美人鱼都来和我们一起跳！观众朋友，你不加入我们吗？”

加入啊！当然加入！我跳得可起劲了。

因为跳得太起劲了，连我爸回来的脚步声都没听到，被当场抓包，揍得我灵魂出窍。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李老师都说，这孩子好像没练琴。

这成了我的原罪，我爸妈再也不相信我。每次上课我都要把上一堂学过的曲子演奏给老师听，只要她说我练得不好，回家轻则挨骂重则挨揍。

我那时候对金钱没概念，是略大一些才想通的。每周六一堂课，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要400到500元，而1996年黑龙江省的职工人均月工资是390块。我家里不富裕，而我在烧钱玩。

大学我读的是商学院，毕业后有朋友去了香港做trader，和我抱怨上班时候连口水都不敢喝，每一秒钟都是钱。

我说我懂。我五六岁就懂。我被打怕了。

坐113路到兆麟公园站下车，绕过公园，转入地段街，路过兆麟小学后门，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哈尔滨歌剧院门口。

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实哈尔滨歌剧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筑，建于1959年，是独特的木质结构。走廊地面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有一整面欧式风格的窗，木框刷着白漆，已经斑驳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层的举架都非常高，房间内的木地板都是质朴的原色，踩踏时会有笃笃的空响，伴随着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种逃脱了时空的美。

地狱可能也就这么美吧。

有时候到得早，我会坐在旁边的暖气前烘手，看前一个学生上课。她比我年长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颗和83版《红楼梦》中晴雯一样小巧的痣，已经学了四年琴，却和我一起考二级。李老师纠正错误的时候会直接用铅笔抽打她的手，羞辱意义大于疼痛感，但女孩从不往心里去，倒是她的妈妈红了脸。课程一结束，她就开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楼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经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妈妈和李老师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扎辫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扬地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家。

等她走了，李老师会转向我，疑惑地问，手还没烤暖？

永远烤不暖。我的身体为了救我，自动学会了寒冰掌，这样当我拉错音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师手心里，真挚地说，是真的冻僵了，真的。

但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师的几位好学生之一，她说我有天生的乐感，一点就透，又肯吃苦（其实是被揍的），细节处理细腻。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没有达到无名指第二节，先天条件不足。

她甚至为了鼓励我学下去，迟迟没有按常规给我涨学费。在我身量长足、可以购买正常的4/4成人用琴之后，托关系弄来了一把古朴的旧大提琴送给我。这把琴音色醇厚，颜色很美，直到现在还挂在我新家的墙上。

当我结束枯燥的锯木头之后，才慢慢理解了学琴的美妙与虚荣。对美的部分一直是懵懂的直觉，而虚荣，才是我刻苦的动力。

小学一年级我可以练习最简单的小品了，比如《农夫之歌》。某天下午我突发奇想，一边拉琴一边给《农夫之歌》即兴填了词，大概就是啊丰收啊喜悦啊农田啊喜悦啊很喜悦啊之类的。一曲完毕，听见鼓掌声，我外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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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续两年考过了中国音协的五级和八级，进了儿少中心的民乐团。民乐是没有合适的低音弦乐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间，戳着我们几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练时间很长，却没什么难度，还可以借此逃脱练琴，简直绝妙。我因为个子太矮，成了乐团的吉祥物，拖着大大的琴去和他们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讯到边寨》。

每次去江边的排练场，我都可以在沿途买一个烤烧饼吃，焦脆金黄，两面刷着辣酱，撒上一层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带着一丝丝甜，不卫生不健康，那么好吃。

我以为乐团全都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这种认识持续到小学五年级，我加入了中学生乐团——它的名字叫中学生乐团，小学生也是可以进的。

选拔很严格。这种严格一方面是出于乐团本身的水平和名气：每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学生乐团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宾，我们统一穿着白衬衫和黑裙子上台，俨然一片小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乐团隶属的背景所能带给团员们的优厚待遇：全市最好的两所初中分别开设了艺术特长班，在择校竞争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这是一条闪着金光的捷径，初中生在乐团“服役”满三年，中考时可以加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