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从肉体到精神（第3/4页）

中国民族由来缺乏爱的教育，多的是酷的教育。鲁迅称之为“食人民族”。民族的种种劣根性，被文革用力搅拌了一下，全都浮上来了。鲁迅曾慨叹“人与人的灵魂不能相通”，岂但不能相通，而且互相歧视，互相践踏，互相搏噬！在文革的批斗会上，有多少如鲁迅所描写的那类“看客”：他们喊口号，挥拳头，又何止乎旁观？十年过后，二十年过后，三十年过后，我们清点一下：这场酷刑到底遗留下些什么呢？

酷刑之苦是沦肌浃髓的。是酷刑，便一定有遗留的影响。《人类酷刑史》表明：无论对于接受者和实行者，酷刑的影响都会在他们的身上存留下来。拉丁美洲国家就是突出的例子：刚刚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以及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对于政治犯和刑事犯，便依旧用自己曾经身受过的酷刑来折磨他们。1976至1983年，阿根廷在军事集团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反对派便成了这个政权系统地实施酷刑的主要对象。许多受刑者受刑之后随即失踪，人称“消失者”。据有关组织估计，几年间，失踪人数可能达到三万。曾有法学界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获许从集中埋葬坑内发掘残骸，以研究死因和死亡方式。在被发现的证据中，即包括了典型的肋骨骨折、手指折断、四肢折断和牙齿损伤。还有法国军队的例子。二战期间，由于法国抵抗战土在德国的盖世太保手中遭受过巨大的磨难，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在当地动用酷刑特别厉害。好在有叛逆分子的产生，不然人类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一个站出来抗议使用酷刑的，是1956年调往阿尔及尔的布拉迪尔将军。他认为他接到的命令是“绝对违反对人的尊重的”，于是写信给总司令，要求返回法国。1957年3月，他又给《邮报》写信呼吁说：“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可怕的危险，它使我们看不见创造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和我们伟大的军队的道德价值。”因为这封信，他被判处六十天的“要害拘留”。两天过后，身为阿尔及尔辖区秘书长的保罗·泰特根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上写道，“在一些拘留事件上，看到了我十四年前在盖世太保的地牢里遭受的酷刑的痕迹”。

对于文革的社会化酷刑，我们可曾有过这样的反省？

纽伦堡审判过后，第三帝国终于宁静地降下帷幕。纳粹头目受到严惩，或者逍遥法外；广大参与者若无其事，甚至为自己辩护；集中营的幸存者则长期陷于压抑、恐惧、焦虑、绝望和愤怒之中，他们大多数不能重建对世界的信任，以致不可避免地把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传递到下一代身上。德国人把自己也看成是牺牲品，自称过去也遭受过各种苦难。事实上也是如此，如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遭到的轰炸中，尤其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之中，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高昂，但是，罪恶的限界在哪里？对于种族灭绝的行为和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德国是缺乏反省的。二战过后，学校里已经很少能听到有关大屠杀的事情，以致有人形容说：“德国历史课似乎到1933年就结束了。”直到1968年，学生的抗议运动席卷西欧，德国形成了反对正统派的组织，才有了对第三帝国的参与者的质问。阿伦·哈斯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在第二代德国人的成长过程中，大屠杀的有关信息遭到否认，他们的孩子只能通过第二手资料来了解各种暴行。在第三代德国人中，许多人强烈拒绝与过去的集体罪责之间存在牵连。1979年，当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在西德电视台公开播放时，社会上甚至出现反对的呼声。德国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孤立的事件吗？直至1986年，关于第三帝国历史和德国人的名誉问题，德国还曾爆发过一场举世瞩目的论争，不少学者为希特勒的行为辩护。这些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无非为了维护国家理性，恢复民族的自尊心——用鲁迅的话说，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而已。

《第三帝国的兴亡》卷首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重要的是记住酷刑，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鲁迅是深知一个抱持了尸体的民族的沉重的，所以他说像《蜀碧》《蜀龟鉴》这样两部记叙张献忠祸蜀的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大约也就是这层意思。

在俄罗斯的现代化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群：“路标派”。路标是一个象征意味很强的字眼。不但思考是路标，记忆也是路标，而且是路标的路标。因为惟有可靠的记忆，才能为思考提供根据。那些致力于发掘和研究历史，尤其是酷刑史、罪恶史、专制史的人，都是为我们安插路标的人。如果除去记忆的路标，我们将被引向何处？在漫漫长路上，我们确实容易迷惑于各种魔障；这时，恐怕惟一可以令我们觉醒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