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第2/2页）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 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像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