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输出什么（第2/3页）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 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