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您施密特了吗（第2/2页）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时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体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想，爱国是不是可以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