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2 不老的歌（第6/7页）

“别去了，那边不通车的。”不紧不慢的口吻，让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总之，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路的尽头”缓缓驶来。而当我钻进车中坐稳的时候，一看表——如果没有延误，飞机已经起飞了。

荷兰，不是河南。从北京起飞的航班，一天就这一趟。

等明天？等不起。今晚就必须赶到。

机场工作人员很靠谱，急旅客之所急，当下帮我查询到另一条航线：“北京一香港一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路程是绕了点儿，但时间刚刚好。

当机立断，就是它！

“先生，票订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帮您？”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打断了我的遐想。

“嗯……先到香港，粵语倒是会两句，然后到莫斯科……你能告诉我俄语‘转机’怎么说吗？”

小姑娘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

我只好落寞地转过身，独自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

到了莫斯科机场，果然没有任何惊喜。我深深凝视着那些俄语字母——头上顶俩眼睛，底下拖着尾巴，个个都像长反了的汉语拼音——彻底蒙了。

去荷兰到底从哪儿登机啊？

我找到一位警察，试图用我那半吊子英语问路，他茫然地望着我，始终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让我越说心越凉。

我下意识地摸摸钱包，“硬硬地还在”。随即找了个僻静处，把大额现金、信用卡、零钱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一旦失窃不至于全军覆没。

此时脑海里浮现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从东欧某国飞往美国，飞行途中，袓国发生政变，使他失去合法身份，无法入境，也无法回国，滞留肯尼迪国际机场长达九个月……

正当我怀着迷茫的心情，寻找通往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时，冷不丁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传来一声欢快的乡音：

“锐哥！”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表情略为麻木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满脸堆笑，胸前挂着一根蓝带子，蓝带子下面吊着一个塑料牌，牌上写的字我居然认识：中国xx航空公司。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我带着哭腔说：“兄弟，见到你太好了！”

“我离着老远就认出您了，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孩子笑得越发灿烂。

“你……你……你会说俄语吗？”人在绝处逢生的时候，通常都会结巴。

“会啊。”

“那你……你知道，去阿姆斯特丹从哪儿登机吗？”

“知道啊。”

我奶奶说得对，这人啊，只要心眼好，走到哪儿都遇见贵人。顺利找到登机口以后，我和小伙子愉快地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在微博上热情“互粉”。

我对他拍着胸脯承诺，以后来长沙找我，吃喝玩乐哥全包了！

然后我就在颠沛流离中到了荷兰。一亮相，众人集体起立鼓掌，欢迎锐哥回归。

一份名为《欧洲时报》的华文报纸还专为此事采访了我，中心思想大概是“主持人李锐心系欧洲同胞，48小时往返飞行”。

该特派记者为此行做了一个经典总结：“电影里演的是‘泰冏’，锐哥这一趟应该叫‘荷冏’。”

不知道我的同事何炅，那一刻有没有耳朵发烧。

“哥今年五十三了！”

“荷冏”的故事讲完了，还得回过头说小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趟莫名其妙的行程。

有关小哥中途退赛，坊间传闻很多，而我刚才所说的，应该是个信得过的版本。尽管心中遗憾，我也相信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颇为中肯：

“这是一个高音称王的时代，娱乐基本靠吼。历数所有淘汰的、退出的、补位的、将要淘汰的、成绩不好的，你会发现那些可以长久留在舞台上的选手，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嗓。而所有的评判最终都指向一个标准：高音！高音！誓死不休的高音！”

我对此深有同感。但是直到《我是歌手》第二季，成为韩磊的“经纪人”，才有机会表达这个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舞台上人人比拼“铁肺巨嗓”的趋势。

记得有一次，小哥上台前，我半开玩笑对他说：“当年我趴在工体房顶上听你唱歌，声音多高亢啊，不如一会儿也喊一嗓子给他们听听。”

小哥闻言驻足，微微一笑：“哥今年五十三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笑容里有种东西，触痛了我。男人之间，本不该腻腻歪歪谈什么感情，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动了感情。或许有无奈，也有心疼。光辉岁月永在，但毕竟英雄迟暮。艺术的生命始终燃烧，但火焰日渐微弱。这是谁也无法抵挡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