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5/15页）

胡适驳钱端升

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曾对钱端升的论点，提出反驳：

钱端升先生这篇文章是这一年中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一篇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我虽然不是政治学者，却也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一个人，很想在这里对他这篇长文的主旨提出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先讨论他的概论世界政治制度趋势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两点。第一，他说“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他固然可以举俄意土德诸国作例，但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终局，实在是民主政治进入一个伟大的新发展的开始。这个新发展在数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欧洲：从俄、德、奥、土四个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颠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专制王亚历山大的被刺，都是这一个大趋势的实例。在质的方面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劳工党的两度执政权：这都是大战前很少人敢于想象的事。后者的实例更多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早已感觉18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读史的人若单指出某种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认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我们认为大错误的。钱先生文中曾指出苏俄的共产党有二百万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有四百万人。试问二十年前，苏俄能有二百万人专政吗？意大利能有四百万人专政吗？

第二，钱先生把“经济的民族主义”认做需要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统制经济的要求又是独裁“无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于这段理论颇怀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一）“经济的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资格的，只有美国、俄国、不列颠帝国，这三国在天然富源上和经济组织上，都充分够得上“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他们都受天然或历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给远不能比上述的三国，他们的高度工业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经济的民族主义”，正因为不能不用侵略或倾销一类的方法来补救天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战争的地雷，将来一触即爆发，现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时日。这七国之外，世界无一国能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钱先生的议论的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二）在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试行了各种自由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独裁政治之下的经济统制。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算是计划的经济，只不需要独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的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所推测的“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而或者是一种智识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英国近三年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一年多的罗斯福“复兴政策”都不是撇开劳工的；在英国的工党当然已是统治势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国，复兴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劳工势力抬头，劳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资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可以随时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换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的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们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权增高与计划的经济的运动，都是为了要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不是为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推进，更不是为了“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