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作业搜奇（第4/4页）

并且，同一个“内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台南大东书局”，说：“查《胡适文存》一书，尚未向本部申请著作物注册！”现在江冬秀竟把《胡适文存》列为九种注册著作物之一，这就与同一个“内政部”“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权法，第四条明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后来修订，相沿不改。胡适死在1962年，他死后，遗嘱把著作物给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并没登记，所以“内政部”纵使“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中所说有误，与胡适死后著作权消失的时间也接近首尾相连，“内政部”明知《胡适文存》无案底之可言，却给江冬秀方便，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点。

此外，九种著作权执照，经江冬秀单独以己名为继承著作权注册者六种（原卷“证十七”《胡适文存》、“证十八”《短篇小说第二集》、“证十九”《尝试集》、“证二十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证二十四”《词选》、“证二十五”《戴东原的哲学》）；与他人共有著作权注册者三种（“证二十”《庐山游记》、“证二十二”《哲学的改造》、“证二十三”《淮南王书》），这九种著作权执照，在原始提起的证据中，均欠缺“内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讯中，才经补盖遮掩，对已经送达的文书这样处理，是十足的伪造文书行为，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点。

总之，“内政部”明知胡适著作权或根本不在胡适名下，或因胡适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属“公产”而不能转赠私人江冬秀，却为了配合国民党的一贯作业，擅发执照给江冬秀，这种朋比为奸，是休想遮盖得了的！

轮到法院来了！

就这样的，江冬秀终于以最快的速度，从“内政部”拿到执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里。现在轮到法院参加一贯作业了！

法院面对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考验。著作权法第一项，明指著作物经申请而“注册后”，其权利人始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同条第二项，明指在“经申请”而尚未获得执照之前，亦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两项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经申请已获注册领有执照”而言，后者是指“虽未核发执照，但已提出申请”而言，两者所同的是必须已经为著作物注册的申请后，始有权利对他人提起侵害之诉，因为诉讼必基于“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前，告诉人根本尚无“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后，纵使告诉人取得“权利”，也不能对取得“权利”以前他人的发行行为提起告诉，因为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则，文明人是谁也不敢违反的。

所以，纵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赠与”来撑腰，而使她的著作权继承复活，这项复活行为，也应该直至“1967年1月11日”“内政部”给她申请收据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发行《胡适选集》之后，自不能以其后取得的权利“溯及既往”，来提起告诉。

但是，这个岛上的法院，显然对“宪法”第八十条“超出党派以外”的要求，还是有待“共识”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号”地院判决里，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号”“高院”判决里，漠视“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痕迹，就处处可见。最后判决《胡适选集》要没收、要销毁其制版，一切都不容分说，也不顾及证据法则了！

后话

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用《胡适选集》案来封杀胡适思想、来打击流传自由思想的人，从台湾大学到“中央研究院”、从转让契约到赠与公证、从继承注册到按铃申告、从舆论围剿到法律封杀……全套作业是快慢随意的，是声应气求的，是用胡夫人打头阵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个作业的流程，的确阴险而利落。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我回想这由我一心编出来的《胡适选集》，一手搅出来的头条大案，一身惹出来的——如胡秋原所说的——“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真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写了这篇文字，并且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许多文件与内幕。毕竟我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对手，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地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