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第2/2页）

笔是写字的工具，墨是字的痕迹，纸是承载墨的载体，文房四宝里，成品里最不显眼的是砚，然而别称也最多。苏轼喜欢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于是写了篇《万石君罗文传》，都把砚叫成万石君了。至于其他墨海、墨侯、石友等，不一而足。批《红楼梦》那位，还叫脂砚斋呢。古代做书童的，尤其要懂得跟砚打交道，如何滴水，如何拿出一锭墨来，如何安腕运指、凝心屏息，磨出主人需要的墨。磨得好，就是有灵性慧根；磨不好，主人摇头：真是粗人！

文人可以多喜欢砚呢？当年米芾被宋徽宗召去写字，米芾见天子桌上有个好砚，喜欢上了，就着砚磨了墨，写完字，抱着砚台说：“这个砚台经臣濡染过，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请让我拿走吧。”宋徽宗也是好脾气，答应了，米芾喜出望外，抱着砚回去，手舞足蹈。宋徽宗只好叹气：“都说米芾是米颠，名不虚传。”

砚需要好石头。张岱说过个故事：他托朋友秦一生为他找石头，自己外出了。秦一生得了块好石头，请一个北方朋友看，北方朋友指了指石头上的白眼说：“黄牙臭口，只配支桌子。”秦一生放弃了，北方朋友趁夜花三十两银子，把这石头买了，就制成了一块好砚，上头五小星，一大星，注道：“五星拱月。”张岱自己去看时，燕客捧出砚来：只见那砚赤红色犹如马肝，酥润如玉石，背上隐着白丝形如玛瑙，面上三星坟起如弩眼，着墨无声而墨沉烟起，真是好砚台！可见明朝时，为了好砚，连朋友都得骗呢。到了后来，砚台也不是为了实用使了，比如吕留良收藏了二三十方砚，估计也未必用。这方面，苏轼颇为豁达，黄庭坚打算给他买些新砚台，苏轼说：“我只有两只手，其中一只会写字，要三个砚台干吗呢？”

张岱和吕留良们的例子，可见文人们的毛病。文房四宝固然是好，尤其是纸，真是为西方文明传递帮了大忙，但在中国士大夫书斋里，连同其他笔洗、笔架、镇纸等物，越到后来，越成了赏玩之物。精雅细致，作用于感官令人愉悦，塑造出中国文化独有的书卷之美，但时代的潮流总是趋向于简便易用的。20世纪，受了经史子集教育长大的朱自清先生认为：毛笔的问题，在于不便。毛笔须用砚台和墨，又不能挂在衣襟上；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其实近世的钢笔，乃是文房四宝功能的集合——钢笔墨水是成品，直接灌入钢笔中，就省去了砚台。一支钢笔一张纸，便能写字，而且速度快。自然，硬笔书法永远无法代替软笔，一如素描和写意山水永远是两个世界，但从实用角度而言，确实快得多了。

所以文房四宝成为一个时代的陈迹和纪念，也并不意外。至于强行怀旧去使之复古，也未必需要。时代是会往前的，而每个时代的文明，是由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氛围所造就。在21世纪使砚台磨墨，使毛笔写书法，注定是一种怀旧，时光的驻留毕竟是幻觉，就像纸代替绢册和竹简似的。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时不时地回头想一想：世上曾经有过一个无比珍爱文房四宝，并使之荡漾出雅致文人趣味的时代，这真的很好。

然后，过去的就是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