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男风（第2/3页）

因为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如今日那么严格的“同性恋”这一想法，包括审美上亦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好男风，更多是种猎奇的性癖好。其实娈童们很凄凉：他们并不是同性恋伴侣，而是妓女的男性版，是玩物。所以在明面上从未被提倡，在私下里从未被禁绝。只要不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老爷养个娈童，跟纳个妾也没什么区别。

明朝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规定的禁娼令，起了一个巨大作用：官员不能找妓女，于是转而祸害男娼了，娈童之风于是大盛。类似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因为对男女大防很谨严，所以诸王身边，都有好看的童子。比如，僧格林沁捉住李开芳后，情景如是：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

这两位“美如女子”的童子是做什么的，不言而喻了。

与明末差不多时候的日本，此风也很盛。比如16世纪中前期，大诸侯关东之虎武田信玄，男女问题上一贯乱七八糟，近侍里就有春日大隈之子春日源助，也就是后来的名将高坂昌信。这二位的感情，有信玄的一封道歉书作证。天文十五年即公元1546年7月5日，信玄手书，大概意思：我以前勾引弥七郎，他总是推三阻四，我没能上手，我以前没叫弥七郎陪睡过，今晚不知怎么他就睡在这里了。我如果再想其他各种方法讨好你，你反而怀疑，所以我就不多说啦。这事我如果说谎，就让一二三大明神、山神、大菩萨们都来惩罚我吧！——说穿了，保证书，赌咒发誓，着实诚恳得让人可怜呢。

按《宁固斋谈丛》，另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出云国的松江城主堀尾忠晴十六七岁时俊美无比，大他六岁的加贺百万石大名前田利常对他倾心不已，于是安排了一场五人夜宴，三位陪臣中间很识趣地遁走，前田利常就笨嘴拙舌地跟堀尾忠晴聊起了月亮，堀尾忠晴一脸不爱听的样子，扬长而去，前田利常只觉得天旋地转，坐卧难安，大有今日男孩子“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搞砸了”之慨叹。嗣后不久，忠晴传了信来：要择日拜访利常，表达被宴请的谢意。利常于是大兴土木，专门造了迎宾室屋，眼巴巴望眼欲穿，等人家来。到了当日，来的不是忠晴，而是使者：“家主重病，无法践约。”利常大失所望，气急败坏，黯然神伤，踢狗骂鸡，拿家里人撒气。黄昏时分，听说使者又来了，“必须面见大人”。利常翻身起床，不衫不履，光着脚直冲玄关，一路骂家臣“不许拦着我！”冲到门前，嚷：“使者何在？”那使者一抬斗笠，原来就是忠晴本人：“在这儿！”

好吧，到此为止，算是个很甜蜜的故事，不是吗？

乾隆年间，一度把男风这事儿当作有伤风化论罪，算是第一次把模模糊糊的男风问题给明确化了，但郑板桥因为某男屁股好看，不舍得治罪打他的屁股。袁枚《子不语》里公开聊男风故事，士绅官员们还是照旧。清末民初捧角儿，各地军阀包占一些旦角儿的事情，大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被袁四爷占了便宜的事儿，那时并不鲜见。在老百姓眼里，这事儿就是伤风败俗有伤风化。在老北京，“兔儿爷”就是被人看不起，而在达官贵人那里，这就是玩儿，与嫖妓并无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支持男风的士绅官员们倒下了，娈童鸦片姨太太，被当作旧文化糟粕，斩钉截铁地粉碎了。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流思想是以人民大众视角出发的，于是对这类事儿，认定是伤风败俗，几乎是零容忍，连带对同性恋本身产生了压制。实际上，从1949年直至2001年，同性恋是被“中国精神病学协会”分类为精神病的。

当然，时代昌明科学进步，到现在，同性恋的概念逐渐被世界明白，了解、宽容与支持的声音也响亮起来，但这其实，还是有别于中国古代的男风。因为如上所述，中国古代诸位男风爱好者，也许并没有清晰的同性恋概念：他们大多数只是把男性伴侣，那些童子、男宠或男妓，当作妓女的变体而已。

中国古典小说，是同性恋而又显得较纯粹的，大概只有《儒林外史》里的杜慎卿。当日他和季苇萧聊天，季如是说：“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像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对这话引为知己。虽然季当时有开玩笑的口吻，却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并不把同性对象当作女人的谈论，多多少少，算是对另一种性向的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