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争论“主义”（第2/3页）

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极端鄙俗、极端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

为什么不争？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二是不屑，与四七二十七者争论，不是太降低了自己吗？三是没有时间，好人忙于建设，忙于创造，哪有空闲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

对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这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吗？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义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也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

老子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俗话里也有“言多语失”“爱叫唤的猫不拿耗子”之类。消极地看，这一类说法似乎是教人谨小慎微。其实，个中自有深刻的道理。

依我们的经验，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说“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唱过“淮海战役就是好”“改革开放就是好”，却要不停地唱什么“公社就是好”或者“‘文革’就是好”，这还不清楚吗？所以懂得了“多言数穷”的道理，一是有助于不上当，二是有助于少做蠢事。话语确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时蒙骗你、煽动你、辖制你、镇唬你，也堪说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老子早就对话语的泛滥采取警惕和疑惑、批评的态度，实乃东方一大智者。

老子的名言还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他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不妨将这些教训理解为：直面人生，不为天花乱坠的话的力量所蒙蔽。多做实事，坚持重在建设与正面阐释，尽最大力量避免抽象无益、不看对象的争论。（这里的“善”的含义与其说是善人，不如说是聪明——善于做某事。）警惕那些卖弄博学的驳杂不纯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才有起码的知识。不必处心积虑为一己打算，“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强，完全不必争一日之短长——尽量避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狭隘性和破坏性。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次便是真理”。比如红海洋与背诵“老三篇”，动不动搞什么覆盖版面，还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文革”当中，既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示了话的力量——威武雄壮，移山倒海，蔚为大观，是话的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大节日、大活剧；又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现了仅仅是话的力量的不足恃，是空前绝后、势如破竹的话的力量的终于破产。这是以话的力量兴风作浪的一出大悲剧，又是话的力量出尽洋相终于成为笑柄的一出闹剧、喜剧。

可惜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善于接受历史的教训，至今仍有一有机会就致力于搞大批判班子、情结于用话的力量吓唬人的“文革”思路迷恋者。

资本主义市场的广告的恶性泛滥也是一种话的力量的异化与膨胀。广告化的市场经济，广告化的政治，广告化的文艺，什么都靠包装，靠“炒热”，靠“托儿”。这些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是恐怕不可能从而成了什么气候。有时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颜六色，愈是接近于“噗”的一下子破灭。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市场广告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所谓大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与通过金钱来占领传播媒介大登广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给人以颠倒本末、推销伪劣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舆论首先是实际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实际、符合民意，那将是一种正确的与必要的信息服务，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好东西贡献或推销出去。而如果产品伪劣，大造舆论也罢，大登广告也罢，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与有限的，最终，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且使人民群众更加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