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贺拉斯书[1](第2/13页)

我想起了我在你的城市里结识的一位美女。她住在苏布拉区一间很小的寓所里,她的房间里摆满花盆,却散发着浓烈的旧书气味,因为屋里堆满了旧书。书到处都是,但主要摆在那些齐天花板高的书架上(应该说,天花板很低)。大部分书都不是她的,而属于住在她对门的一位邻居,我对那位邻居多有耳闻,却从未见过。这位邻居是位老妇人,一位寡妇,生于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她是意大利人,但有犹太血统,要不就是她丈夫是犹太人。无论如何,在她丈夫去世、利比亚开始动荡之后,这位老妇人卖掉房子,收拾家什,来到了罗马。她的住房似乎比我那位温柔女友的住房还要小,堆满了一生的积攒。就这样,两位女人,一位年长一位年轻,相互间达成一项协议,这年轻女士的卧室于是变得像一家标准的旧书店。会破坏这一印象的家具与其说是那张床,不如说是一面很大的镜子,它镶着厚重的镜框,有些危险地靠着快要散架的书架,镜面正对着床铺,它的角度是这样的,当我或我温柔的女友想要模仿你时,我们就得探出身去,绝望地伸长脖子。否则,镜子里便只有书本。在清晨,这镜子会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透明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多年以前,尽管有某种东西在怂恿我说,那发生在很多个世纪以前。这从情感意义上来说是成立的。事实上,苏布拉那套房子与我如今的居所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在心理意义上要大于你我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对于这两者“千年”均适用。或者可以说,对于我而言你的存在实际上比我的私人记忆更为真实。此外,大莱普提斯这个地名对两者都有干扰作用。我一直希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实际上,这已经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愿望,在我经常光顾你的城市和地中海沿岸之后。是的,这部分是因为,在当地一家浴室的马赛克地板上有唯一一幅保存至今的维吉尔画像,而且还是在他生前制作的!反正我听说是这样的,不过此画或许在突尼斯。反正是在非洲。一个人感觉寒冷的时候,他会想到非洲;天气热的时候,他也会想到非洲。

唉,为了能知道你们四个人长得什么模样,我情愿付出一切!能够看到那些抒情诗背后诗人的脸庞(更不用说史诗了),那该多好!我能够接受马赛克画,尽管我更偏爱壁画。如果别无选择,我也不反对大理石,只是大理石像过于千篇一律(成为大理石像后,每个人都成了浅发),过于可疑。不知为何我对你的关注最少,也就是说你的形象最容易想象。苏埃托尼乌斯为我们描绘了你的外貌,如果这外貌是真实的(他的描绘中至少有些东西是真实的!),那么你就是小个子,身体有些胖,那么你看上去最有可能像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或出演《一个国王在纽约》时的查理·卓别林。我最难想象的形象是奥维德。甚至连普罗佩提乌斯的形象想象起来都要简单一些:瘦小苍白,被那个同样瘦小苍白的红发人所迷惑。是的,他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比如说,他就是威廉·鲍威尔[6]和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7]的合体。但奥维德的模样无法想象,尽管他活得比你们大家都长。呜呼,只可惜在他生活过的地方,人们不塑雕像。也不镶马赛克画。也不会为了壁画费神。如果在你钟爱的奥古斯都将他赶出罗马之前,有他的任何雕塑画像问世的话,那么它们无疑会被毁掉。为了不伤害那些极度敏感的人。后来,唉,后来,哪怕是一块大理石板也行啊。就像我们在北西徐亚(你们叫它许珀耳玻瑞亚)常说的那样,纸可以经受一切,而在你们那个时代,大理石就是一种纸。

你觉得我语无伦次,但我只是试图再现我昨夜的思绪,这思绪将我带到了地图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地点。这趟旅程自然有些弯路,不过也不太曲折。因为无论如何我一直想着你们四人,尤其是奥维德。想着普布利乌斯·奥维德·那索[8]。并不是因为他让我感到特别亲近。无论我的处境有时在某些旁观者看来与他多么相似,我反正写不出《变形记》。此外,在此地的二十二年也比不上在萨尔马提亚的十年。更不用说,我还看到了我的第三罗马[9]的毁灭。我有虚荣心,但它是有界线的。如今年龄的手将这道界线画得比从前更加醒目了。但即便当我还是个傻小子,被从家里赶到北极圈去的时候[10],我也从未幻想将自己与他相提并论。尽管我的帝国当时看上去的确像是万古长青的,而且你也可以整个冬天都在我们那里许多三角洲的冰面上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