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第4/5页）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要去描述一位作家被迫离开其祖国(受迫于国家、恐惧、贫穷和无聊)的那种状态，“流亡”也许并非一个最恰当的字眼。“流亡”一词至多只能涵盖离去，即被放逐的那一时刻；用这个满含显见悲伤的字眼去称呼接下来的生活，就显得既过于舒服又过于自在了。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如果说我们真的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它是无法名状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经受着同样程度的绝望吗？我们在同样程度地远离我们的公众吗？我们全都居住在巴黎吗？不，将我们联为一体的是我们的书籍那样的命运，无论是就字面的意义还是就象征的意义而言，我们同样敞开着躺在那座庞大图书馆的桌子或地板上，躺在各个角落里，被人踩着，或被一个稍稍细心些的读者捡起，或者更糟，被一位尽职尽责的图书管理员捡起。我们能够向那位读者讲述的真正新奇的故事，就是这种自主的、航天器一般的心态，我敢断定，这种心态造访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我们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不去理会它们的造访。

我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实际的理由，或是为了体裁上的考虑。因为，这条路上充满着疯狂和一定程度的冷漠，这冷漠与其说是与热血沸腾的流亡者相关，还不如说是与面容苍白的当地人相关的。另一条路上所充满的则是平庸，同样近在咫尺的平庸。所有这些话，在你们听来也许像是一种欲对文学进行指导的典型的俄国方式，可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发现有很多流亡作者(首先是很多俄国流亡作者)处于平庸水准时的一种直接反应。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还具有一个实情，即它极大地加速了我们的职业飞行，或曰漂流，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远景，推入这样一种状态：留给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语言，且这两者之间亦无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流亡带给你们的一个夜晚，通常状况下也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度过。如果这话在你们听来似乎具有商业意味，那就随它去吧，因为现在是出售这个观念的时候了。因为，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也许，一个比喻能帮些忙：一位流亡作家，就像是被装进密封舱扔向外层空间的一条狗或一个人(自然是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从不将你回收)。而这密封舱便是你的语言。要让这个比喻更完整些，还必须补充一句：不久，这密封舱里的乘客就会发现，左右着他的引力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外层空间。

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活的语言就定义而言具有离心倾向，也具有推力，它要尝试去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大的虚无。所以才有了人口爆炸，所以才有了你们向外层空间的自主航行，航行到那望远镜或祈祷词的领域。

换句话说，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这是一部字典，其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或者，如若他还是落入了旧陷阱，就前去帮助他，使他意识到，他不过是撞上了同义反复。这样的话，他就会较少耿耿于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就有更多自由。因为，去弄清生活词汇的含义，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义，这就是解放。在我看来，还需要对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作出一个更完满的解释，它的痛苦众所周知，但还应该了解到它那能麻痹痛苦的无穷性，它的健忘、超脱和淡泊，它那使人类和非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远景，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尺度可以用来衡量，除了我们自身。

我们必须让那下一个人感到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无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话。而使他感到轻松一些、使他较少惊恐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规模，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自身所能覆盖的规模。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责任和忠诚(对我们各自的同时代人、祖国、异乡、文化、传统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无休止地展开争论，但是，这种责任，或者说这一机会，这一使下一个人(无论他奉行什么样的理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机会，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拖延对象。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于傲慢、过于人本主义了，我请求大家的原谅。这些特质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具有决定论意味的，虽说我们不会去为这些微妙区别而费神。我想说的一切就在于，一旦有了机会，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链上，我们应当不再只做那链条上叮当作响的果，而要试着去做因。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