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8/9页)

东林党人和江南的市民阶层不敢想的事,西北黄土高坡的农民却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就在张溥为五人书写墓碑时,陕西澄城县的农民高举着棍棒锄头冲进了县衙,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差不多也就在同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开始对宁远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与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军事奇才袁崇焕激战于松辽大地。兵连祸结,天崩地坼,距紫禁城不远的一棵老槐树上,已经为疲惫的朱家皇帝预备了上吊的环扣。

在顾宪成故居的纪念馆里,我还见到了一幅署名“后学韩国钧”的七绝。韩是我的老家海安人,民国年间当过江苏省省长兼督军。但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闪光却是垂暮之年不当汉奸,以及新四军东进以后与陈毅的合作。电影《东进序曲》和《黄桥决战》中都有他的艺术形象。这首七绝写得很平朴:

东林气节系兴亡,

遗墨犹争日月光。

二月春风惠山麓,

万梅花下拜泾阳。

“泾阳”是顾宪成的号。诗写得不算好,但这位紫石先生站在端居堂前时,鼓荡于心胸的正是东林党人那种高山景行的气节。韩国钧写这首诗时已经六十四岁,二十年后,当他严词拒绝日寇的威逼时,不一定会想到这四句小诗,也不一定会很具象地以历史上的某位英烈作为楷模。但他那凛然正气中,确实贯注着东林先贤的流风。一个封建遗老,在那个民族垂危之秋闪现了自己生命的光华,他以八旬之躯为抗战奔走呼号,在病情弥笃时仍嘱咐家人:“抗战胜利之日,始为予开吊,违者不孝。”陈毅将军曾赠他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间问政,华夏有人。”肯定的也正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堪为民族脊梁的气节。韩国钧也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文人自应有文人的一份真性情。魏忠贤说得不错,你们文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有那么点骨气。但反过来说,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骨气,那还不成了一堆行尸走肉?

由此我不禁想到,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历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东林书院算什么呢?它是那么脆弱,战乱和权谋可以让它凋零,皇上一个阴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无存。书声朗朗,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读书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评时议政,似乎很热闹,也只是书生意气,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么倔强地坚守在江南的那条小巷里,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坐标。它留给后人的不在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在铁血残阳中鞭霆掣电、拔山贯日,支撑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发的伟丈夫。我们只要随便说出几个,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左光斗的节操影响了他的学生史可法,而史可法在扬州殉国的壮举又极大地震撼了江东才俊,松江的陈子龙便是这中间的一个。陈是幾社的领袖人物,他和柳如是的交往和热恋不仅是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更使青楼女子柳如是得到了一次“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思想升华。陈子龙后来为抗清牺牲,柳如是又用这种思想影响了钱谦益。钱谦益这个人的口碑不怎么好,他身为后期的东林党魁、文坛宗主,却在清兵进入南京时带头迎降。柳如是劝他投水自尽,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池水冰冷,投不得。”他不想死,但降志辱身的秽行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他和柳如是后来都为抗清做了不少事情,钱谦益因此几乎丢了性命。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时,如是以蒲柳之躯亲自到常熟白茆港迎候,站在冷风中苦苦地远眺故国旌旗。“还期共复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这位原先的烟花女子热切地期盼着像当年梁红玉那样桴鼓军前,报效于抗敌救国的战场。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东林党人大多死得很壮烈,受他们影响的后人也大多是爱国的,这是历史上的不争之论。

文章的开头曾提到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林书院的记事碑,我留意了一下,在募捐者中,以杨、荣、薛三姓居多,数额也最大。这三个家族不仅是无锡巨富,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我曾粗略地翻阅过他们的家族史,发现其中有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最初由读书入仕,而后官商兼备成为儒商,到本世纪初叶开始弃绝官场兴办实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巨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其中的薛家,其父辈即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玩味。一般的论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人的崛起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新时代的起点。终结和起点一步之遥,却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当我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仔细计算着无锡三大家族的捐款数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联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端于江南,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巨子为什么出现在无锡,是不是与面前的这座书院有着某种割舍不开的渊源呢?或者说,这募捐碑上的杨、荣、薛三姓“大款”是不是可以看作东林后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