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9/14页）

宋、元以来，中国戏曲有南、北之分，南曲在不同地方唱法也不一样。早在14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昆腔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产生于江苏昆山，此时的昆腔也叫昆山腔。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融合浓郁的乡音俗调与高雅的古赋南辞，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此时的昆腔一花独放，独领风骚，风靡大江南北，其唱调充满着吴侬软语的韵味，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点。

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为了打破昆腔“止行于吴中”的局限，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优势，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使濒临衰落的昆腔迎来了新生。昆曲以散唱为主，由文人制词，为当时文人所习唱的一种清雅之曲。

到万历（公元1572—1620年）末年，由于昆班的广泛演出活动，昆曲经扬州传入北京、湖南，跃居各腔之首，成为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明末清初，昆曲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和魏良辅同时代的昆山巴城人梁辰鱼将比较单调的唱曲形式发展成生动活泼的演剧形式。他率先编创传奇《浣纱记》，将昆曲运用到戏剧情节的演绎中，创立了各种行当角色，赋予了昆曲演唱以更大的魅力。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变出众多的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曲腔系，成为了具有全民族代表性的戏曲。

可见，最初的昆腔是顾坚创立的散唱形式，后来的昆曲是魏良辅改良的清唱形式，随后的昆剧是梁辰鱼创用的演唱形式。昆腔的古老、昆曲的新鲜、昆剧的丰满，三者各有具体所指，不能混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昆曲取代了昆腔，昆剧又包容了昆曲。三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继发展，旋律形态从简陋到细腻，歌咏形式从清唱到演唱，构成了昆曲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

昆曲艺术是一门包括文字﹑语言﹑诗词﹑音乐﹑歌唱﹑舞蹈、美术等诸方面的综合性艺术。听她，仿佛呼吸着古老的空气，微微带有粉尘的味道，却又清澈明丽。看她，仿佛品味着一本纸业发黄的旧书，虽然字迹斑驳，却又美丽动人。她的魅力在于古老，在于传统，在于中华文明在其中的凝聚和闪现。所以我们应该去保护她，拂开尘埃，探寻其远逝的精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个有经典、能成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民族，是能不断抵御外来侵略，能吸收外来的营养壮大自己的。反之，没有这种自觉的民族虽然也有民族精神，但他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吞并、所压迫，直到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完全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但是，近些年来民族经典艺术在国人心灵上的失落，整个社会对民族经典艺术的冷漠，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余秋雨先生曾与他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对于昆曲之美做过一次长篇对谈。当白先生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余秋雨先生自感惭愧，说道“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

如今的昆曲给人一种“危机四伏”之感，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来自于整个社会对昆曲艺术缺乏认识，缺乏给予其应有的礼遇和尊重；二是来自于从业人员内部对这一民族经典艺术在认识上的漠然和敬业精神的削弱。其中，后者对昆曲生存所形成的危机比前者更直接、更致命。

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传统的保护，是对已经破坏了的文化心理的建设，而不只是对一种技艺的救助。对此，我国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

没有一种对文化的生态保护的建设，就不可能真正保护这种文化。特别是经过漫长历史文化的沉积，昆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狭隘的地域性格，以它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的文化含量而成为民族戏曲的典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代表。这种代表性并不会因为它在今天流播地域的收缩而消解和丧失。相反，在这颇显悲怆的文化氛围中，昆曲获得了庄严的生命绵延，它虽然躲在灯火阑珊的角落里而远离了大众，却不能敛止自身魅力像子夜丁香般浓郁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