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6/14页）

王维在本诗中，虽然面对的是景象开阔的塞外：大漠、长河，但由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个人的失意情绪。这种个人的不得志与当时的朝廷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向器重诗人的宰相张九龄在这一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学术界一直认为张九龄罢相是王维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的转折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王维思想的积极进取与消极退避是由张九龄罢相退位，李林甫执政来决定的。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从大唐盛世走来，经历了好友孟浩然的故去，又走过了“安史之乱”，官至尚书右丞。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王维的丰富阅历使他的诗歌打上了各个时期的烙印，反映出了他内心世界变化的轨迹。他的情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生的际遇，在他的诗歌里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痕。如今，虽然烽烟不见，但烽火台依旧，从那弯弯黄河水，茫茫大漠沙的迷人景色中，仍然可以找到当年王维作诗的意境。

从中国画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状况来看，无论哪个阶段的绘画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底蕴，并且以此形成了中国画独有的艺术表现特色。中国画与中国书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的书法与绘画都未离开中国的毛笔与宣纸，两者虽然一书一画，但是在笔墨的运用上却都讲究功力。在这种相得互补的情况下，出现了“书画同源”之理。所谓“书画同源”，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中国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中国书画之间的用笔、用墨同出一辙的比喻。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豪气万丈的苏东坡，同时他也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柔情似水，而“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则体现了他的飘逸潇洒。天才横溢，神完气足的苏东坡，在散文、诗词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在书法、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能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独创一派，不仅表现在他创造了有名的墨竹，还表现在他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

苏东坡画墨竹，师从文与可，但比其更加简劲，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可见其作画很有想法。同时，苏东坡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而自创新意，自成一家。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在论书画方面，苏东坡也很有卓见，其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他将诗、书、画、金石溶于一炉，在其意到笔不到的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引导下，文人中必然会形成一个笔墨丹青世界里争奇斗胜的写意画局面。

绘画在书法创作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恐怕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但二者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书法与绘画都是在传统的美学思想、审美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视觉艺术。一个具象一个抽象，其格调品第相通。绘画要求的形神、意识同书法的要求是一致的。绘画强调的对立统一，中和之美也是书法的创作与审美取向。绘画的创作讲求墨法、水法、笔法、章法，书法也同样讲求这些，所以说绘画在书法中的表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诗为画提供了精神与气韵的情调，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方面，王维和苏东坡都是集大成者。

◎残枝怪鸟画人生

中国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苦旅，还是春光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雏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深厚的人生意识。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是人生交响曲。

——《艺术创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