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现今社会是不是无处申理？（第3/15页）

因狗之名，行权之实

黑龙江省黑河市发布通告，禁止在公共场所遛狗，一经发现全都捕杀，这一规定一旦执行，黑河市城区及周边4个村子所有的狗面临被捕杀的危机。当然，目前这些狗的风险降低了很多，因为此事曝光之后，打狗队暂时停止活动，“扫荡”的行动推后。

关于此事的原委有个版本是这样的：当地某领导曾经被狗咬过，后来散步的时候又看见某没有上户口的狗在主人带领下闲逛。上去问话的时候，由于狗主人并未认出其父母官的身份，所以产生了争执，结果这就不是“一朝被狗咬”，而是“官员报仇、马上不晚”了，一纸令下，当地市区以及周边4个村镇不许养狗。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版么？这是不对的，因为下达命令的官员本人并不养狗，而是被狗咬。这大概应该算是通过自身惨痛教训而引发的为民服务之幽思了。

狗这东西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而且确实养这种宠物是有危险的，所以在这方面国家与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措施进行管制。但很多时候这种管制并非十分有效，最有效的大概就是领导被狗咬了之后，有了狗齿切肤之痛才能痛下毒手。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人对这句话未必理解，但总把这句话引申出去，变成“己所欲、施于人”，就是自己想如何，就把自己的态度强加到别人的头上。比如说父母劝说孩子未来应该走某条道路的时候，马上就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未曾实现的梦想搬出来，指望着孩子能够听从自己的话。

中国的官员一向被称为是“父母官”，当被咬之后体会到应该为民谋幸福的时候，与真正的父母不同之处就显现出来了。父母总是有爱心的，孩子真要走自己的路，父母很多情况下未必能如何。但父母官们则可以通过各种权力，把自己的意志贯穿下去，以至于出现了这个荒唐的“禁狗令”。

有法律界的朋友从法理的角度来阐明，说是关于养狗的政策国家是有规定的，黑河市的上级机构也有相关的规定，黑河市的规定不能在力度上强于国家以及地方的规定。这些论述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意义。

您看，在我们这里所谓执行法律规定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个是尽量往宽里解释，以求得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最大的利益；一种是往窄里解释，也是为了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利益。法理与规定在某些地方就是个猴皮筋，还不是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所以，我个人觉得用“父母官”的方式解读这种事还是有道理的，与法理什么的并无关系，说到底就是权力的问题。有权有势而被狗咬是一种莫名的伤痛，治愈这种伤痛的良药肯定不是创可贴与狂犬病疫苗，而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为所欲为的豪情壮志。前段时间有个说法叫做“心因性”疾病，这大概也是同类的表现吧。

我们社会的基本常理应该是什么

一个社会应该有基本的常理与共识，大概也算是一种“基本的常理”了，正常的社会即使有各种分歧，但有些价值观是类似的，甚至说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都很类似，最多的是表达的行为不同，哪怕是食人族也有诸如善待家人等价值观，食人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基本价值。当然，在社会学的研究里曾有极端现象，是某个部落全民相互陷害，但那多少算是特例。

当一个政府部门祭起“基本常理”的时候，我们期待它所说的是一个能让大家公认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这事儿上我们经常会失望。

报载，安徽一老人称骑摩托免费捎带陌生人被罚3万元，当地运管处对此有言，顺路免费带人“违反基本常理”。老人上告此事，当地法院支持运管处的决定，提出上诉后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拉锯扯淡当中，四年过去了。

这里令人有所思考的当然是这个“基本常理”。想必对此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就像当年南京彭宇案的判决一样令人诧异。无论彭宇案最终是个什么结果，那个“通过常理判断”的判词就足够把这份文件钉在法律的耻辱柱上。这样的一种常理，经常是把官府所认定的常理强加在老百姓头上，让人误以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龌龊代替了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常理。

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倒是想说说自己所能理解的社会与法律方面的“基本常理”。

首先一个基本常理是“无罪推定”。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有罪前是无罪的，这个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识，而我们这里虽然对于权利的保护反应缓慢，至少也用“犯罪嫌疑人”取代了尚未判罪就被称为“犯人”的公民。当一件事发生之后，如果您太早动手而没有捉奸在床的话，哪怕是知道这里有猫腻儿，您也只能等下次再翻找垃圾桶里的避孕套去验DNA，而不能说看上去两人像奸夫淫妇就把他们沉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