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散记(第4/9页)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