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第3/6页）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精神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一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这些大哥们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三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