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男之忿   （第2/3页）

剩下的小屋子，就是所谓“努耳朵”或“黛珂”们龟缩用餐之处了。每个沦落到小屋子里吃饭的人，都曾经在各个战略制高点之间转来转去，总也找不到组织接纳，在相似的弱势群体里寻到基本的安全和温暖。敝人在多次挣扎、寻求上位无疾而终后，终于混迹于一大群印度东南亚学工程或经济的孩子们中间。十来个男孩，几乎没有一个女孩。若是还不甘心，拒绝这最后的群体，那就只好总一个人吃饭了。

我后来还碰到过几回蕾贝卡，她总偎依在某个大个子运动员怀里。她仍然对我露出灿烂而且清澈的笑。“Hi!”她说。但她始终没叫对我的名字。

整个大学二年级，对我来说，不堪回首。每个周末，每个假日，看着别人两口子亲亲热热，背着包去小火车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愤怒就无以言表。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读战争史，读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我给北京的老朋友们写信，不知该讲什么才好。我对美国的敌意渐渐浓厚，同我记忆中的北京，矛盾纠缠，破裂而残缺。

五

几乎所有在美国长大的男女青少年，都必须承受这么一段格外无情的考验。关键年龄段：12岁到20岁之间；考验的场所：东、西海岸公立或私立的中学（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大学本科的头两年）。这场是酷还是不酷的凶险竞技里的胜出者，小小年纪，便可翻云覆雨，一呼百应，享受众星拱月的明星般待遇。而那些被淘汰出局者，被众人视为“不酷”的孩子们，他们咋办呢？一句话：没人睬你，自己上角落待着去。苦海无边，四顾无岸。

一般而言，亚裔的男孩，在美国青春文化潜规则隐性等级的排列里，向来排名较低；或者说，通常是最低。一句话：女孩子不待见他们。那些男孩子通常学习刻苦，为人和善，可能也多了一些羞涩和腼腆。这些都不是缺点。然而，在美国特定的青少年生活大版图内，在性感竞争和酷竞争的大博弈中，这种男孩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恐怕也还是无可争辩的弱势群体。

本科第三年暑假，我去纽约实习。我挤在期货交易室那群咬着雪茄、高声叫骂的犹太人中间，眼睛紧盯着面前七八个荧屏，做全神贯注状。时不时跑步去替他们买杯咖啡，或影印半张文件。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又学会了一大堆字典里查不到的词汇，涉及荧屏上虚拟的数字，还有犹太人闪烁的眼睛。

六

那年夏天，我住在和皮箱差不多大的小屋子里。工作忙，但是增长了无法解释清楚的自信。我在旧书店里发现两本书，爱不释手，买下，时时翻阅。一本是三岛由纪夫生平画册。45岁切腹自杀前的三岛依旧肌肉发达，双目炯炯有神，手握锋利的武士刀，头上裹着写有“七生报国”的细带子，充溢峻烈阳刚的杀气。另一本发黄的旧书是《我的奋斗》。书中老战犯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大意是：资产阶级强调理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情妇和女儿们，永远渴望暴烈意志对她们的侵犯和强奸；因为资产阶级灵魂的本质是虚伪和自我压抑。

临走之前，上司找我谈话。他秃头，驼背，戴深度近视眼镜，讲话时两手在空气中乱挥，像是伍迪·艾伦的华尔街翻版。这人是我的校友。他说，公司要并购投行，有个项目招人，只要工商管理硕士。不过，去他奶奶的，我给他们讲一声，你也去试试吧。我唯唯退出，脊背发凉，难以抑制颤抖地狂喜。

回学院后，我给自己设计了全新的形象。昂贵的西装上衣，却弄得脏兮兮的。领子翻起，袖管卷上，一双朋克歌手穿的黑皮靴。头上扎一根深蓝色细带子，学三岛。再去食堂，远远躲开“努耳朵”们、左派环保人士们、“黛珂”女同性恋者，以及童男子亚裔工程师、经济学家们。与任何人说话都客气，冷漠，目光锐利，不置可否。

有一天，我百无聊赖，重回久违的小餐室。因为去得早，四周无人。忽然，一个小个子女孩，迈着大步朝我走来，她的眼里溢出清凉的笑。发型变了，换成纽约街头白领妞考究的发式。她是蕾贝卡。

两年多没见，她的脸像从前一样清澈、饱满。我很想伸手摸一摸。但是，根据新的自我形象，应该保持矜持和冷漠。她显得局促，犹豫了好久，最后说，毕业后她要去纽约工作。什么样的公司呢？广告，品牌设计，她说。那好啊，我点头。然后凝视窗外，数了四秒钟，感觉火候已到。我转过头，表情不变，但换上温柔的语调：我们可以见面，一起去玩。沉默一秒，再补充，我也要去纽约上班。她两眼露出欣喜，轻轻地点头。看来游戏变了，我想。我把一张揉皱了的餐纸推向她，给了她炙热的一笑。“给我你的电话。”我提出要求，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