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之殇（第6/9页）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