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6/9页）

十几年以后，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再次修订了《纸牌游戏》（第12篇）：

我将我所感绘成风景，我用感觉创造出假日……我的老伯母用纸牌度过那漫长的夜晚。我的这些自我感觉的自白便是我的纸牌。我不会像那些用纸牌占卜未来的人一样去阐释它们。我不去研究它们，因为纸牌里没有蕴含任何特殊的意义。

在同一篇文章里，索阿雷斯把它的心理活动和文学活动比作另一种家庭消遣：钩织，正如阿尔瓦罗·德·坎普斯1934年8月9日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也在钩织

在我开始思考时

一针一针勾出没有完整的完整……

一件衣服，我不知道是为钩织衣服还是什么也不为

一个灵魂，我不知道是为感觉还是生活

这个助理会计钩织的最大意义是，“象牙钩针一勾一挑间，被施魔法的王子们漫步在花园里”。若不是针对那些王室梦想和遐思（它们在早期的《不安之书》中占有大量篇幅），这种观察似乎有些不寻常，或者十分荒诞。在索阿雷斯笔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佩索阿设法在早期的《不安之书》中华丽的皇室梦想和二十世纪的卑微小职员之间做出某种调和（尽管不甚满意）。文森特·格德斯也是一名助理会计，他似乎更胜任调和角色。尽管格德斯写过几篇神话故事，但他在日记中表现得太过冷酷理性，使人难以相信他是撰写飘渺作品的后期象征主义作家，佩索阿从未直接点名把他当成作者。但是，格德斯担任《不安之书》的总作者至少有5年，甚至可能长达10年时间，不管怎样是值得的，因为手稿证据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如前文所述），《不安之书》处在休耕期。

大概在1928年，戴着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面具的佩索阿回到《不安之书》的撰写中，这本书完全变成一本日记，带有尖锐的个人色彩，同时也具有客观性——就好像日记作者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重合成一部影片，他心无旁骛地凝视着它，偶尔倾听，但从未受感动。许多文章都有写日期，尽管这种惯例不成体系，似乎只是渐渐被人接受。奇怪的是，写于这段时期（1929年3月22日）的第一篇文章带有后期象征主义的风味，有鼓声，号角声，还有“其他人梦境里的公主们”，但没有提及那位助理会计，他的虚构或许太过朦胧，有待被具体化。到了1930年，佩索阿才开始给为《不安之书》而写的大量文章标明日期，并最终把地点锁定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索阿雷斯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用写作来打发时间。而索阿雷斯说，“艺术与生活同在一条街上驻留，但不在同一个地方。……是的，对我而言，道拉多雷斯大街包含了一切事物的意义，还有一切谜语的谜底，除了谜语本身存在的理由——这永远没有谜底”（第9篇）。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在搬到道拉多雷斯大街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佩索阿的一本记事本里，有十篇小说是以索阿雷斯的名字写的，在那里，我们还能找到更宏伟的出版计划（出版佩索阿的作品），索阿雷斯仅仅被当做一个短篇小说作家。被列在同一个出版计划的《不安之书》还没有任何作者。文森特·格德斯已被解雇了吗？或许还没有。但是，一旦索阿雷斯获得作者身份，他或多或少还承接了旧作者的传记的撰写工作。更确切地说，文森特·格德斯早逝（佩索阿打算将书出版，并且把他的手稿呈献给公众），显然投胎到贝尔纳多·索阿雷斯身上（只是街名变了），而索阿雷斯是一个积极性很高的日记作者。通过他的老伯母玩纸牌打发漫长的夜晚可以判断，索阿雷斯甚至继承了格德斯的童年。

尽管和格德斯不同，索阿雷斯替代了他，由于佩索阿可以前后调整他的兵卒，这种替换能够带来反响。1929年到1934年间发表在杂志上的《不安之书》的十一篇摘录，自然被认为是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写的，但是，佩索阿还将先前发表过的一篇摘录（早在索阿雷斯被虚构出来以前，此文就已发表），即《在隔离的森林里》当做索阿雷斯所为，并记录在索阿雷斯文学创作的详细目录上。从1930年开始，佩索阿在注释和大量信件里详细讨论异名的创立，绝少提及格德斯，《不安之书》中的十几篇短文里，提到佩索阿的那三篇被遗落在一个大信封里，佩索阿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将它们搜集起来，以备出版之用。那个信封还装有一篇打字的“注释”（见附录三），解释称要修订早期文章，以便使它们符合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真实心理”。有人可能认为，由于佩索阿从未真正将这种修订付诸实践，他的早期作品保持着文森特·格德斯的风格和口吻——和索阿雷斯相比，分析性更强，情感表达更少一些——从而保持着他的作者身份。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超过了佩索阿的控制。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叙述者——无论他的名字是格德斯还是索阿雷斯——年龄是富有创造力和鼓舞精神的佩索阿的年龄，而声音自然有所改变，但不如阿尔瓦罗·德·坎普斯的声音引人注目，后者写于三十年代的忧郁短诗和1910年的颂歌《感觉论者》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