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第3/13页）

5月1日！世界上所有的节日中我们最爱的就是5月1日。这一天，给我们发了新外套和新裙子。所有外套都是一个样子，所有裙子也都是一个样子。你要认得自己的服装，在上面做标记，至少要有一些结头或折痕，证明这是你的……我们被告知，祖国就是我们的家，祖国在关心我们。在五一游行之前，院子里扛进来一面大红旗，敲起了小鼓。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奇的事情：一位将军到我们这里来祝贺节日了！我们这儿的男人只有士兵和军官，这个人却是将军，裤子上有条纹装饰。人们都跑到高楼的窗户上，看将军怎么坐在车里向我们挥手。“你知不知道爸爸是什么？”瓦利亚·克诺琳娜有一天夜里问我。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沉默）我们有一个叫斯捷潘的男孩，他总是端起双臂，好像搂着人似的，他沿着走廊转圈，自己跟自己跳舞。我们觉得很搞笑，但他根本不在意。一天早晨，他死了，病死了，是猝死的。我们很久都没有忘记他……听说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官非常大，也是一位将军。后来我的胳肢窝下也出了水疱，爆裂了，痛得我直哭。再后来，伊戈尔·科罗廖夫在衣柜里亲吻了我。我们是五年级的同学。我开始康复，活了下来……再一次活了下来！（哭了出来）

难道现在还有谁对这些感兴趣吗？告诉我还有谁？早就没有人感兴趣了，没人需要这些了。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只剩下我们，衰老的讨厌鬼，带着可怕的回忆和受迫害的眼光……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的过去还剩下了什么？只有一种说法：斯大林用血浇灌的土地，赫鲁晓夫在上面种上了玉米，所有人都嘲笑勃列日涅夫。而我们的英雄呢？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卓娅[2]是因为从小患有脑膜炎，导致精神分裂症，情绪激动才放火烧了房子。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3]是酒后扑向德国人的机枪，并没有救出他的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是苏联的僵尸！[4]（安静下来）我至今仍然经常梦见集中营，我还是不能看到牧羊犬，依旧害怕穿制服的人……（流泪）我再也不能这样……我曾经打开煤气，打开四个炉灶，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为了……不要害怕死亡……（沉默），似乎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好像闻到一个小孩的头发的味道……我的窗前一棵树都没有，只能看到屋顶……屋顶……（沉默）我把一束鲜花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收音机。最后，我躺下来，躺在地板上……所有想法都是来自那里……

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走出了劳改营，走出了铁门，铁门在我身后当的一声关上。我自由了，我被释放了。我一边走一边说服自己，不能回头！生怕有人会追上我，将我抓回去，一切又会重演。走了一会儿，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小白桦树，普普通通的白桦树。我跑向它，抱住它，身体紧紧贴住它，旁边有一簇灌木，我也抱住它。我第一次这么快乐，全身心的快乐！（长时间的沉默）

一位邻居闻到煤气味……警察破门而入……我在医院恢复了神志，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在哪里？我又回到劳改营了吗？好像我没有另一次生命，什么都不再有了。我先是听到了声音，然后是剧痛，全身疼痛。我动了一下，喘气都困难，动一下手臂，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整个世界，然后世界破碎了，飘散在头顶上：我看到一个穿白色大褂的护士，白色的天花板，很长时间我才恢复意识。我身边是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好几天了，全身插满管子躺在那里，嘴上是个氧气面罩，她甚至都不能喊叫，看上去已经没有救了。我看着那些管子，想象着细节：如果是我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我将不存在。我已经徘徊在那个世界了……（停止）您不会已经听腻了吧？没有？听腻了就告诉我，我就不说了。

妈妈……当我到了六年级，妈妈找我来了。她在集中营度过了十二年，有三年我们在一起，九年被分开。现在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永久流放点，但允许两个人待在一起。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院子里，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妮卡！我的安妮卡！”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没有任何人叫过我的名字。我看到一个黑发女人，就尖叫起来：“妈妈！”她抱住我，用同样可怕的声音大喊一声：“孩子爸爸！”因为我年轻时长得非常像父亲。幸福的时刻！百感交集的快乐感受！那些日子，我开心得都不认识自己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幸福。真是百味杂陈……但很快……很快我就发现，我和妈妈彼此不理解，我们成了陌生人。我想加入共青团，要与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美好生活的看不见的敌人斗争。我母亲看着我，哭了，但是什么都没说……她一直在害怕什么。在卡拉干达，我们得到了身份文件，被流放到一个叫别洛沃的城市，比鄂木斯克还远，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我们走了一个月，我们在车上颠簸，一路上不断等待被转交，在沿途的内务部门登记，按照预先被安排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不能住在边境地带，不能靠近国防设施和大城市，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规定我们不能在哪儿居住。至今我也不敢在晚上观看万家灯火。夜里我们从火车站被赶出来，只能在街道上流浪。暴风雪，严寒。居民区灯火点点，那里的人们在温暖中生活，烧着热茶。我们不得不敲门求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过夜……“我们身上有犯人的气味……”我的母亲说。（她哭了，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哭了）我们在别洛沃一开始住的“公寓”，只是一个地窖。后来有五个人住在这个地窖里，但是它已经是我们的家了。我患有肺结核，虚弱得站不起来，不敢咳嗽。9月份……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不能走路，被送进了医院。我记得，医院每天都有人死去。索尼娅死了，万尼亚死了，斯拉维克死了……我不怕死，但我不想死。我刺绣很漂亮，还有彩绘，人人都称赞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你应该去上学。”我就想，那我为什么要死去？由于某种奇迹，我活了下来……有一天我睁开眼睛，桌上放着一束红樱桃。谁送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意识到，我必须活着……我会活下去！我回到家里——回到那个地窖里。这段时间，妈妈中风了几次。我很了解她，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个老年妇女。就在那天，她被送到了医院。而我在家里找不到吃的，甚至连食物的气味都没有。我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这些事儿……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倒在地板上，几乎没气了。有人带来了一小杯温热的羊奶……一切的一切……我记得自己的一切，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再次转向窗外）等我的身体好些了，红十字会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把我送回到故乡斯摩棱斯克，进了一所孤儿院。我就是这样回到家乡的……（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哭？我知道一切，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在那里我长到十六岁，有了很多朋友，男孩子们开始追我……（她笑了）追求我的都是很漂亮的男人，都是成年人。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很害怕。我害怕受到关注，害怕别人注意到我。这样追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约会时总是带着女友。如果他们邀请我去看电影，我不会单独赴约。我第一次去见未来的丈夫时，就带着两个女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记得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