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第3/9页）

我出生在苏联，而且我很喜欢苏联。我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用《真理报》教我认字。每到节假日我就跟着他去游行。泪水湿透了眼睛……我曾经是一个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就没来得及成为共青团员，无比难过。我是个“苏联分子”，对吧？我的父母也是“苏联分子”，爷爷和奶奶也是“苏联分子”！我的“苏联分子”爷爷1941年战死于莫斯科城下，我的“苏联分子”奶奶是游击队员。自由派的老爷们正在制作自己的规矩，希望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当成黑洞。我恨他们这些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9]，请用小写字母写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痛恨他们。我不想去美国，我只想回到苏联……

——那是非常好、非常纯真的年代……那时我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已经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许多移民西方的俄罗斯人返回祖国，形成了热潮！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打破旧架构，构建新制度。我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语言学系，又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的梦想是从事科学研究。那些年阿维林采夫是众人偶像，在他的讲堂上聚集了莫斯科所有的文化知识精英。我们大家在会面时都相互支持着彼此的幻觉，好像我们将很快成为另一个国家，我们要为此而奋斗。当我得知一个同班同学移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你难道真的舍得离开吗？我们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和书写“自由！自由！”的字眼，货架上的奶酪和肉，甚至盐和糖，都消失得更快。空空如也的商铺，令人感到恐惧。所有商品都得凭券购买，就像进入了战争状态。我们的奶奶救了一家人，她从早到晚跑遍整个城市寻找购物券。整个阳台都堆着洗衣粉，卧室里则是一袋一袋的砂糖和方糖。当买袜子也要凭券的时候，爸爸大叫起来：“这就是苏联的末日啊。”他已经有了预感……爸爸曾在一家军工厂的设计处工作，从事导弹研究，这是他疯狂迷恋的工作。他有两所大学的毕业文凭。不做导弹后，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洗衣机和吸尘器，爸爸被裁员了。爸爸和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这样……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他们不能忍受。街道上已经有人在高喊：“戈尔巴乔夫一钱不值，保护叶利钦！”还有人举着勃列日涅夫挂满勋章的画像，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上则挂满了购物券。叶利钦王朝开始了，进行盖达尔[10]式的改革，就是我恨透了的“一手买一手卖”……为了活下去，我就背着一袋袋的灯具和玩具，来往于波兰和俄罗斯。车厢中全都是教师、工程师、医生……人人都大包小袋的。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车厢里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沙特罗夫[11]的短剧集……还是像在莫斯科的厨房里一样。

我还记得大学里的朋友们……我们成了各种人，除了语言学家：广告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跑单帮的”……我在一个房地产公司打工。公司是外省一位夫人开的，她以前是共青团干部。今天谁在开公司？谁在塞浦路斯和迈阿密有别墅？都是以前的党内权贵。这涉及一些需要寻求党产的地方……像我们的领导人，六十年代精英群，他们在战争中流过血，却天真得像孩子一样。我们整日整夜都在广场上。要把事业进行到底，把苏共送到纽伦堡法庭。可是我们太早就解散回家了，结果让投机分子和叛徒上了台。和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之后我们反倒建设起资本主义。（沉默）但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还是很幸福。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且以另一种眼光看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呼吸的日子。

正在恋爱，窗外却开来了坦克

——我当时正沉浸于恋爱，其他事情一概不去想，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那天早晨妈妈匆匆叫醒我：“窗外都是坦克，好像是政变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妈妈，那是在演习吧。”他妈的！我睁眼一看就呆了！窗外停着一排排真正的坦克，我从来没有这么近看过坦克。电视台还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妈妈的一位朋友跑来了，她很担心，她好几个月都是借钱交党费了。她说她们学校有座列宁半身像，她把它搬进了杂物间，现在拿那尊列宁像怎么办呢？突然一切都束手无策，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女播音员在播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母亲的朋友每听到一个字都一哆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父亲就朝着电视连声“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