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笔记（第3/4页）

不管采访谁，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父与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人们绝没有共同的体验：他们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

父亲说：自由就是去除恐惧；八月的那三天我们战胜了政变；一个人在商店里有上百种香肠可以挑选，就比只能选择十种香肠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挞就是自由，可是我们永远等不到不被鞭挞的后代们了；俄罗斯人不理解自由，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哥萨克和鞭子。

儿子说：自由就是爱；内心的自由就是绝对价值；当你不担心自己的欲望时，你就是自由的；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切自由；当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时，你就是自由的；自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寻找语言。一个人有许多语言：和孩子交谈时的语言，恋爱时的语言……还有一种，是跟自己说话的语言，我们常常要对自己做内心独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处都有不同的话语；变化中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别的东西。甚至同一个人在早晨和晚上说的话也有不同。而深夜里，在两种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我们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发生的故事打交道。而自杀是夜间的主题，一个人处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那也许是一种梦境。我想以一个白天人的追根寻底来理解这些。但我听到的是：“您喜欢的这些东西，不会让您感到害怕吗？”

我们行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家商店外停下来。我多么熟悉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啊（我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里的人们过着如此卑贱和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们谈起了生活。“您是问自由吗？走进我们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尔巴乔夫牌、普京牌，还有散装香肠、奶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儿就足够了。”“给你们土地了吗？”“有谁能坚持在土地上？有人想要的话，就拿去好了。我们这里只有瓦西卡·克鲁托伊得到了。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亲一起犁地。对他来说，如果去工作，就不必去偷东西，就不必去说谎了。法西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5]中有一场关于自由的争执，说的是自由之路的艰难、痛苦和悲惨：“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但是人总是面临选择：要自由还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数人都是选择走第二条路。

那位大法官对返回地球的基督说：“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们（人类），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们，因为你对他们的要求太多……尊重他们少些，要求他们就少些，这样才更接近于爱，因为他们的负担会轻些。人是懦弱而胆怯的……一个脆弱灵魂的罪过，不就是无力接纳如此可怕的馈赠吗？”

“对于人类，不需要连续不断的关心，那更加折磨他们。成为自由人之后，他们更要去寻找顶礼膜拜的对象……你把自由的礼物给了谁，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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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曾经十分幸福，但那时候的天真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那时觉得，选择已经做出，苏联共产主义毫无希望地完败。一切才刚刚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别拿社会主义吓唬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对父母说。

在与一个熟悉的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我说：“九十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一半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联的一切又都成了时尚。例如“苏维埃餐厅”，里面满是苏联称呼和苏联菜名。还有“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从味道到口感都是我们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说“苏维埃伏特加”了。电视上有几十个节目，互联网上也有几十个“苏联”怀旧网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从索洛夫卡到马加丹，居然都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广告词上承诺说游人将会得到充分的劳改营体验，会发给你劳改犯的服装和干活用的锄头，还向游人展示经过翻修的劳改犯居住区，最后会组织游客在劳改营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