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的抚慰 读白先勇（第2/3页）

《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本是个安安分分的人。从大陆逃难到台湾后，省吃俭用，勤苦朴素，日夜思念的便是他失散在大陆的未婚妻。命运对这样一个隐忍的好人却开了个残忍的玩笑。他的表哥以接他未婚妻来台湾为由，一举骗走了他苦攒十五年的钱。卢先生就这么垮了。不久姘上了一个浑身肉欲涤荡的洗衣婆。他的坚持、尊严、矜持和整洁不复存在。而像他这么一个安静的读书人，又哪里有能耐在最黑暗的底层摸爬滚打？他终日受洗衣婆欺压，最后在捉洗衣婆奸时被这个凶悍的女人咬掉半只耳朵，打得半死。不久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验尸官验不出毛病来，只在死因栏上填上“心脏麻痹”。

《谪仙记》里的李彤，是个美丽、孤傲而不羁的女孩子，她在美国留学时父母遇海难身亡，她挺了过来，在人前依然神采飞扬，维持着桀骜的美丽，而心底却已对人世深深绝望。她灿烂不羁的笑容深处有着难以舒缓的厌倦和毁灭自己的欲望。她赌博，喝烈酒，四处游荡。没有人看见她内心深处的黑暗。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纵情声色，向世界倔强地微笑。她只爱惜那些华丽的瞬间，而那样的瞬间无比空洞。她太高傲了，没有人可以真正让她倾心，让她安静，因而她在自己面前一无所有。她不着痕迹地与空虚抗衡。终于又不着痕迹地跳水死去了，连遗书都没留下。

白先勇的注视里隐隐地有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分担。这很沉重。这和心无所住的佛教精神、亦真亦幻的《红楼梦》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分担里有着深切的同情和道义感。它的源头是一种恢弘光明的悲悯精神，一种面对着神的谦卑和忏悔，面对着人的忍耐和爱意。白先勇说过这样的话，伟大的小说家和宗教家是一致的，他们对人世都怀有深远的悲悯。这种承担和悲悯与明心见性的东方精神不大一样。白先勇用地道的白话写作，而内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那么趋于西方的承担和悲悯精神。

我没有直接指出这是一种基督教精神。因为白先勇毕竟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他并没有接近光源，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性有所吸收。这固然与他少年时就接触西方文学以及后来的留学有关，他推崇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卡拉马佐夫兄弟》推荐给了台湾的大学生。而我想，更深的原因，恐怕与他的性取向有着。他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里说道：“……于是你将这份不敢说出口的爱深藏心底，不让人知——这份沉甸甸压在你身上的重担，就是你感到孤独的来源，因为没有人可以与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你得自己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踽踽独行下去。”这令他深味人世的复杂与命运的强大，更重要的是令他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让他自然而然地就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种负罪感倾注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里。《孽子》在他四十岁那年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直到他四十四岁，才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完毕。从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孽子》之后，除了一篇不长的《夜曲》，他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孽子》的写作进行得很艰难。据他回忆，光是后面的部分就修改了六七次。他在完成了一系列精美的短篇，自己写作上最成熟的时期殚精竭虑地完成了这部小说，随后不再写作。这意味着，他在这部小说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完成了自己。

这部小说深入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同时说出了他想对这世界所说的话。这是一部“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徬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小说。那群孩子游荡在社会底层，轻狂不羁，靠向同性出卖身体为生。很难想象一个出身贵族、衣食无忧、接受良好教育、游学欧美的作家会关注这些黑暗而边缘的孩子们。从他的小说来看，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些苦难而沉默的大多数。他最后注视着这些受人蔑视、脆弱而渺茫的孩子们身上。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尽是疯癫和堕落。如小说里的传奇阿凤和龙子，一相遇便爱得你死我活，不闹到一死一疯不会收场。白先勇深入到那些孩子生活里，从生世和心灵上去体贴他们，最终发现那些孩子的怪异和沉沦其实都有着深远的原因，甚至是身不由己。像无父无姓、喜怒无常、狂傲不羁的阿凤，从小便会无缘无故地哭。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像狡猾伶俐、看似薄情寡义的王小玉，内心其实有着对生活严肃的构想。他的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客人。从小缺乏温暖的他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生父，并让母亲过上好一些生活。白先勇对这些看似没有未来的孩子怀有温柔的怜悯。他在与刘俊的访谈中说道：“孽缘，孽根。我想是人生里面生来不可理喻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孽’。一种人生无法避免的，无法根除的，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对偏隘的气质，狂暴的激情，怪异的心思，白先勇都予以了极富同情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有温度的，而在内部它却又有着那么深刻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