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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头低下来，又摇了摇，“这事也怪我，可能当初没把审马有利的详细情况跟您说清楚。”

“不，不怪你，”凌队长却用一种复杂得难以捉摸的眼光看着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一直是清楚的，我只是，太性急了。”

啊——？徐五四的瞳孔都吃惊得放大了，葛建元构不成窝赃罪，难道凌队长一直是清楚的？他为什么？一个老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样！这仅仅是性急的问题吗？五四身上冒汗了。

凌队长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面孔，默默站起来，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材料来。

“要不是天天忙骆进财这个案子，我早想把这些材料给你看看了。”

卷宗皮里的材料厚厚的，没有装订。

“这就是葛建元从1979年开始，三次涉嫌犯罪的材料。三次，都是证据不全，不了了之了。”

凌队长一字一顿地说着，仿佛这几句话有许多分量似的。徐五四的声音也不由得放沉重了。

“您上次说的房修公司的盗窃案……”

“那是最近的一次。房修公司俱乐部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被窃。彩电是美国货，一个华侨送的，国内没有进口这种彩电。案发后的第三天，有两个房修公司的工人偶然到葛建元家串门，无意中发现那台彩电就在他的床底下藏着，型号、新旧，一点不错，回去向保卫干部汇报了。可保卫干部没有找我们就冒冒失失地向葛建元追问这件事，葛建元当然不会承认，说那彩电是他一个朋友卖给他的，这个朋友，就是马有利！”

“噢！”徐五四禁不住叫出声来。

“那个机会很可惜，如果保卫干部及时向我们报案，我们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很可能在葛建元家里人赃俱获。可是保卫干部到第二天才找到马有利核对情况，一切都晚了，葛建元有充分时间同马有利串供，所以马有利一口承认电视机是他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葛建元的。”

“这不是美国货吗？应该问马有利是从哪儿搞来的！”

“这还不好编，在东单信托商店旁边的胡同里，从一个陌生人手上买的。”

“那么电视机呢？叫葛建元拿出来让人认认。”

“还是在东单信托商店的胡同里，葛建元又把它卖给另一个陌生人了。”

“这简直是哄孩子！”

“对了，他们撒谎并不高明，可对法律来讲，就是再蠢的谎言，也要靠证据来推翻它，证据呢？没有。”

“盗窃现场没有勘查吗？”

“俱乐部的大门平时是不锁的，谁都能进去，葛建元作为房修公司的职工，有正当进出的理由，所以，现场没有勘查的价值。”

徐五四目瞪口呆地听着。

“还有，大前年有人在葛建元的衣服兜里找烟抽，却翻出了一个吓人一跳的存折来，多少？一万！他一个普通三级工，哪儿发的横财？我们查了一段，没有线索；想去银行查实，人家有为客户保密的规定，没有确凿证据不给查；仅凭一个人的揭发检举，我们又不能采取任何动作；而且你也知道，咱们人力有限，在一个案子上耗不起太长的时间，结果最后也放弃了。”

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前，徐五四也许会说：“没有证据嘛，本来就该放弃，没证据就别动人家的心思。”可他现在不但说不出这话来，自己心里甚至也猛烈地跳了一下——那天，他不是也在葛建元家里看见过一个可疑的玉兽吗？后来被葛建元匆匆忙忙藏起来了，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件来历不明的古董？太可能了！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等于一个肯定性啊！

凌队长站起来，认真地收起那卷材料。就着窗外黄昏薄暮的余光，徐五四依然看得见他的头发就要白了，不，已经白了。他把材料送进保险柜，锁上，站在那儿长长地出了口气，仿佛有赶不尽的疲倦，又突然挥了一下手，动作却是那么干脆利索，声音也蓦地有了力量：“葛建元肯定有问题，绝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没抓住他的尾巴就是了。当然，现在还没法认定他有罪，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并不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抓住尾巴，不等于没有尾巴。而且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不给他点苦头就指望他改恶从善，做梦去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知道这个典故吗？”顿了一下，似乎并不等着五四回答什么，又说：“摩托车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本来想趁机会把他收进来算了，总比漂在社会上害人强，我是太性急了，不应当这么做，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坚持。你来队里一年了吧，没发现你还有这么种一丝不苟的素质，好，我喜欢这样的。唉，我也是仗着对葛建元心里有底，才破例搞点歪门邪道的手段。后来想想，不行，要是开了风气，别人也学着样儿做，岂不乱套吗。这事幸亏你硬顶着没搞成，不然我非后悔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