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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有一次狐狸看到树上的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就说：‘乌鸦大哥，你是世界上最美、最高大的动物了，你的羽毛那样美丽，连孔雀也比不上；要是你再能张开嘴叫一声，那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乌鸦一高兴，就张嘴叫了起来，肉掉在地上，被狐狸叼跑了，你们说，狐狸多狡猾。”

是的，狐狸是吃肉的，他扔葡萄那天，就看见饲养员叔叔给狐狸吃肉了。可乌鸦听得懂狐狸的话吗？他问妈，妈拍了他一脖梗子，“撑得你，人都听不懂，乌鸦能听懂吗！”他又去问梁大爷，梁大爷没儿没女没老伴，一人挣钱一人花，知道的事却特别多。北京这么大城圈子，哪儿的饭馆盘儿大，哪儿的澡塘子毛巾干净，说起来如数家珍。梁大爷也说：“乌鸦什么玩意儿，狐狸什么玩意儿，那是动物，动物，哪儿有话呀！”这么看来，老师说狐狸骗了乌鸦的肉，也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他当真去问了老师：“狐狸坏吗？”妈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地说：“狐狸当然坏啦，偷鸡！”“您见过？”“没见过。城里头哪儿有狐狸呀。”“没见过怎么知道人家偷鸡。”“狐狸嘛，都偷鸡。”妈并没见过狐狸偷鸡，不过是人云亦云，想当然罢了，可他那时候就是死不信，你瞧那狐狸，毛绒绒、黄灿灿，冲人眨着泪汪汪的眼睛，温和恭顺之状可掬。那模样不但不可恶，甚至还有点可怜呢。

可是葛建元呢？对葛建元，你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令人厌恶之处，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了。可是，就如同没有根据不能妄断狐狸偷鸡一样，没有根据能说葛建元窝赃吗？是的，凭这家伙的本色，他会干出这种勾当的。可是凌队长，你没有根据！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什么叫事实，法律所承认的事实只是——证据！

“哎，同志，要什么书快开票儿啊，我们要下班了。”

啊，真的十点了。他真要在这儿过夜吗？就是这儿，这个楼梯，这个拐角，这个十七年前曾给了他一个乱哄哄噩梦的地方，如今早已物是人非，再也看不到那一群群蜷缩一隅的流浪汉了。从这条被擦得光洁如洗的楼梯上，似乎已经很难想象出当年的肮脏和混乱。这会儿，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顺着台阶慢慢往下走，拐过弯儿，一楼的大厅也显得空空荡荡。那边儿，乘客寥落的电梯还在从容不迫地运行着。啊，富丽堂皇的北京站！他要是像当年那样在这儿席地而卧，和衣而睡，不用试，马上就会有服务员或者执勤民警过来盘问他，没错！

世道安定了，在家吵了架，倒是不容易找个猴一晚上的去处了。

走出车站大楼，风还在呼啦啦地响着。是顺风，自行车蹬着非常省力，可他并不希望很快到家。妈睡了吗？

妈，不是我成心气您，不是我没有孝心，世上哪有男人甘心自己枕边寂寞？哪有儿子情愿老母膝下荒凉？可是，妈，您给了儿子一根直肠子，不会见风使舵、逢场作戏；不懂能忍且忍，得过且过；不知道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儿子的脾气不好，太倔、太死心眼，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就不会在凌队长面前那么得理不让人，也不会在葛建元面前那么按捺不住了。可我，恐怕这辈子也做不了那种眯一眼闭一眼的笑面佛了。妈妈，儿子一生别无他愿，只是想认认真真地做个好警察，您就原谅了我吧。

家里的窗户黑了，妈睡了？他无论怎么放轻手脚，那扇老掉牙的屋门还是吱扭响了一声，在安静而空洞的黑暗中非常刺耳，他踮着脚走到自己床边，摸黑脱了衣服，铺开被子，还好，妈在里屋没动静。他轻轻吐出口气，躺下了。真累啊。

他梦见杜丽明了，他们在一片青山秀水之中，天空是一片朦胧的金黄，金黄中点染着几星翠绿，翠绿间移动着淡淡的白雾。咦，他们不是刚刚吵过架吗？好像那是很遥远的往事了。不然怎么会已经有了孩子？哦，女孩，白胖胖的脸蛋，宝石似的小嘴，翘起的嫩鼻子，还有黑豆儿般的一对眼珠儿……孩子在一片废墟上奔跑雀跃，他们在后面笑着吓着地追赶。丽明，给她起个名儿吧，我说，就叫媛媛，好吗？不好，媛媛是我的学生。咦，那她呢，她不就是媛媛吗……

后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就此梦断还是醒后忘了？睁眼看看，窗户已经染上了晨光，带着红晕的晨光把屋子照得半亮，看来顶多不超过六点半。里屋依旧静无一声，印花门帘纹丝不动，妈还没醒呢，对，趁她没醒，早点起，最好不跟妈打照面。

刚坐起身，忽又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

“哟，大妈这么早就起来买早点呀，嗬，豆浆油条糖耳朵，啧！今儿您可真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