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第2/13页）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

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整，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三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

“不。”外乡人摆了摆手，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四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

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衰退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里看报时，他把父亲当成了一条扔在椅子里的鸭绒被，走过去抓住父亲的衣领。两日之后，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于是他被送入了当地的医院。

从那一日起，他不再对自己的躯体负责。他听任别人对他躯体发出的指挥。而他的内心则始终盘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为何会走向模糊。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躯体坐上了汽车，然后又坐上了火车。火车驶入上海站后，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他住院后不到半个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一个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子，在虹口区一条大街上，与一辆疾驶过来的解放牌卡车共同制造了一起车祸。少女当即被送入外乡人接受治疗的医院。四小时后少女死在手术台上。在她临终前一小时，主刀医生已经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因此与少女的父亲，一个坐在手术室外长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论了有关出卖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那个男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祸弄得六神无主，他虽然什么都答应了，可他什么都没有明白过来。

年轻女子的眼球被取出来以后，由三名眼科医生给外乡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乡人眼睛上的纱布被永久地取走了。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叠纸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外乡人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像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像他的父亲。

外乡人在那张病床上睡了两个夜晚，在九月三日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他在这天上午来到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坐上了驶向小城烟的长途汽车。他的父亲没有与他同行，父亲在送他上车以后便去了火车站，他将坐火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