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第2/7页）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著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胶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楞。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著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沈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 《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著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著。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速食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沈，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著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著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著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著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