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第3/6页）

“他不让你背单词表？”我问。

“他坚持要我用他的方法学英语。所以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学单词。”

刘以霞离开的时候，又跟吴先生吵了一架。“他想给我拍张照片，”她说，“但是我不让他拍。”吴先生会把学生的照片用在学校的推广材料中，但刘以霞对自己的成绩很自豪，不愿意归功于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她对吴先生说，“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不是因为你。”

即便按东莞的标准来看，刘以霞也太急切了。在离开吴先生的学校后的九个月里，她做了六份教学工作，飞速领略了各种管理不善。其中一份工作，她主动去其他学校参观、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老板指责她是去兼职打工，把她辞退了。下一份工作，有人认为开办语言学校不必规定课程，学生来了，刘以霞就得当场教一节课。“我一天上五六个钟头的课，各种水平都有，”她说。“前一分钟我可能在教初级课程，下一节就得教高级课程。”她不堪疲惫，干了一个月，没拿到工资就辞职了。

刘以霞现在干的工作，每天傍晚要教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备课和自学。她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元，收入不错。可她跟学校领导产生了矛盾。领导想让她迅速讲完许多课文，可她认为应该让学生先开口说，才会更有信心。领导否定了她的教学方式，即通过做游戏，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讲课。领导本人什么外语也不会。

所有雇用刘以霞的老板都以为她是大学毕业，有英语专业文凭，因为面试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对人说的。她最了不起的成就——找到一种办法，不经过正规教育就掌握一门外语；而这个秘密她瞒着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

六个月之后，我去石碣的学校看刘以霞——又是我没去过的一个东莞工业园区。她把头发留长了；戴着银边眼镜，一件简单利落的条纹连衣裙，一双黑色高跟鞋。她看起来成熟多了，尽管走路略微有点晃。我们在快餐店吃排骨饭，用中文聊天，谈英语。刘以霞想到工厂里当翻译，以便提高英语水平——国际贸易怎么说？——但她没有工厂工作的经验，没人肯雇她。她对英语很痴迷；吃饭的时候，始终都在谈着它。

我们吃完之后，刘以霞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提高英语？”

“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因为我在东莞喜来登的大堂外，极少看到西方人。事实上，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是交个外国男友——不知多少小姐用这种办法学会了讲流利的英语——但我不能对刘以霞这么说。

“旅游业呢？”我问她。

她举起手摸摸头顶。“你看，我达不到基本的身高要求。导游必须得一米六以上。”

对——又一个蠢主意。我都忘了，在东莞这样的地方，身高可能对使用英语有各种影响。再说，刘以霞担心她的语言能力正在退步；在东莞的商务学校里做老师看来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遍地工厂的城市里，私立学校只不过是又一项低级服务而已。在正规的教育系统里，教师享受着特权和福利，但刘以霞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体制，”她说。“他们不能接受我在社会上得到的经验。”

午餐后，刘以霞带我回到她的学校——在这个时间段，这幢四层办公楼看起来几乎空无一人。几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打台球；两个年轻男子在另外一间里唱卡拉OK，尖细的歌声一直传到走廊。只有在晚上，人们下班以后，教室里才会坐满人。一般的学校晚上大都一片死寂，但在东莞，学习时间正好反过来，仿佛这些机构奉行的是半个地球那边的时区。

刘以霞在她的教室里给我看她的英语课本。她指着其中一本说她喜欢，因为它鼓励学生练习学到的内容；她批评另外一本，说每一课学到的内容太少。《从ABC到英语会话》里面有一段对话案例，跟东莞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这些是工厂吗？

不是。它们是公园。

刘以霞拿起一根粉笔，开始在黑板上随手写单词。她问我，television（电视机）里s的发音跟change（改变）里ge的发音有什么不同？Consultant（顾问）这个单词的重音应该放在哪里？Sea（大海）里的s跟cats（猫）里的ts有什么不同？电视，改变，大海，猫。这些问题既奇怪，又前后不搭调，但如果你的老师是台机器的话，这一切就跟着来了。

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楼上的宿舍里。房间里有两张双层床，一间小浴室，还有许多教材：在刘以霞的桌上，床下和地板上的一个背包里。她是个英语教材迷。“我可能有三十本学英语的书，”她说。“没有一本书能包含所有你需要学习的东西。”除了教材之外，她仅有的几件财产包括了一本相册。照片里的刘以霞摆着标准的民工姿势：站在市府大楼前，跟女朋友逛公园。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这两个女孩现在下决心要泡在英语里。她们想用一两年的时间专门来学英语。”那两个姑娘都曾上过吴先生的学校。她们削发明志，就像僧人出家时那样。为了学英语，必须放弃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