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6/9页）

“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

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

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

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说“操你妈”，因为他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个。

“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她反问道。

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幢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嘛。等下次来住，它已经蜕变为大志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似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幢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有肯德基作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街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地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对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得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

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到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