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一 出 去（第2/5页）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