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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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普雷希特可能是华盛顿最忙的人。

他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爱好艺术和哲学，富有古怪的幽默感。1978年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因为他的上司——直至卡特总统——把精力放在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上。

十一月初，伊朗的局势开始升温，普雷希特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那些该死的得州人打起电话来就没完没了，似乎以为他整天无事可干一样。

问题是，伊朗危机并不是普雷希特唯一要操心的权力斗争。在华盛顿，普雷希特的上司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斗得不可开交。

万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反映美国的道德。卡特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美国人民信仰自由、正义和民主，他们不愿支持独裁者。伊朗国王就是独裁者。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的人权状况世界最糟，国王大规模运用酷刑的报道也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证实。既然是中情局帮国王获得了权力，是美国在背后支撑着这个政权，那言必称人权的总统就不得不对伊朗做出干预。

1977年1月，卡特暗示独裁者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但卡特优柔寡断——那年晚些时候，他访问了伊朗，对国王盛赞有加——但万斯坚信伊朗人权政治的实现不远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不这么认为，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笃信权力。他觉得国王是美国的盟友，应该获得支持。当然，美国应该敦促他停止使用酷刑，但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绝不能放松管控。那什么时候才合适？万斯一方问。二十五年来，国王的统治都很稳固，但他从未有民主化的倾向。布热津斯基答道：“中东地区难道有民主的政府？”

卡特政府中有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支持自由民主，外交政策就毫无意义。但这种观点太极端，于是他们转而抛出更加具有实用主义的观点：伊朗人民已经对国王忍无可忍，他们将推翻国王，而不理会华盛顿怎么想。

屁话，布热津斯基说。读读历史吧！革命只有在统治者让步时才会成功，而在统治者的铁拳镇压下，革命往往会失败。拥有四十万人的伊朗军队能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

万斯一方——包括亨利·普雷希特——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对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独裁者是因为反叛者的强大才让步，而不是因为独裁者的让步所以壮大了反叛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伊朗军队有四十万人那么强大。尽管具体的数字很难获取，但士兵每月擅自离岗的比例却在8%上下，而在全面内战中，成建制的部队转投革命阵营也不是不可能。

华盛顿这两派的信息来源不同。布热津斯基的信息来源是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后者是国王的女婿，也是伊朗国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万斯的消息来源是沙利文大使。沙利文的汇报频率不及华盛顿期望的那么高——也许是因为伊朗的形势不够明朗——但从九月起，他发回来的报告大体表达了一个意思：国王这次在劫难逃。

布热津斯基说，沙利文是个没脑子的蠢货，到处乱窜，不值得信任。万斯的支持者说，布热津斯基对坏消息充耳不闻。

结果美国什么都没做。有一次，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准备发给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指示他敦促国王组建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联合政府。但布热津斯基毙了这份电报。还有一次，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国王，向他保证卡特总统支持他，国王要求发送确认电报，但国务院没有发电报。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双方通过媒体彼此指责，全世界都知道华盛顿对伊朗的政策因为内斗而摇摆不定。有鉴于此，普雷希特此时最不想应付的就是那帮认为只有自己遇上了麻烦的得州人。

何况，他知道为什么EDS公司遇上了麻烦。他问EDS公司是否在伊朗有代理人，得到的答复是：有，是阿波尔法斯·马哈维。这就解释了一切。马哈维是德黑兰著名的经纪人，绰号“百分之五提成之王”，因为他是众多军方合同的中间人，常能从中牟利。尽管他能接触到高层人士，国王还是把他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在伊朗经商，所以EDS公司才会被怀疑涉嫌贪腐。

普雷希特只能尽力而为。他会通知驻德黑兰大使馆调查这件事，也许沙利文大使会向伊朗人施压，释放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但美国政府决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对伊朗外交的优先位置。他们正在努力维护伊朗现政府，决不会因为两个被捕的商人就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那只会加速伊朗现政府的垮台，尤其是伊朗还有一万两千名美国公民，这些人都需要国务院照顾。尽管十分不幸，但恰帕罗恩和盖洛德只能忍耐下去。